顾顺章被捕一个月后，一女乞丐闯入联络点，李克农闻讯竟失声大哭

1931年3月，在汉口游艺场，一位名叫化广奇的魔术师凭借着他那鬼魅般的手法，赢得了游客们的阵阵喝彩。

这位化广奇先生是个非常奇怪的人，他并非职业艺人，只是喜欢呆在街头表演魔术，没有酬劳，也不要打赏。每天表演结束后，他又会回到法租界的德明饭店内休息，夜间就去歌舞场，花钱永远是大手大脚，十足是一个招摇过市的花花公子。

如此大的身份反差，难免会引来闲人一些流言，他到底是谁？又来自哪里？没人知道。

直到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一队特务冲到德明饭店的客房内，将房中来不及做出反应的租客一把按在地下，用手枪顶着他的额头问道“叫什么名字？”租客稍稍愣神，然后故作镇定地回答：“化广奇”。

这时，从特务们的身后缓步走出一人，他叫王竹樵，曾经是一名地下党，后来却成了一名臭名昭著的叛徒。王竹樵走到租客面前，低声说道“顾科长，久违了。”

一、“黎明”即将抵达南京

顾顺章被捕了，这位上海地下党的传奇人物，“铲奸除恶”的特科红队队长，被押往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但还没有经过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甚至连特务们都不敢相信，顾顺章的骨头如此之软。他叛变了，为表明身价，直接供出了武汉地下党20多个秘密联络站。

顾顺章会叛变，其实早有征兆。

第一是他的性格：顾顺章出身青帮，江湖习气很重，且为人自满骄傲，一贯是谁也不服，以至于经常不顾同僚劝阻，以“化广奇”的身份公开出没于各大娱乐场所。要知道抛头露面是特工的大忌，但顾顺章却根本不以为然。

第二是他的经历：顾顺章身手不凡，特科一大半的高手都是他带出来的，率领红队锄奸更是功勋卓越。但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他不再只满足于一个接一个的任务，而是整天想着如何享乐，生活开始腐化，意志逐渐消沉。

作为多年的搭档，陈赓就曾恨铁不成钢地断言到：

“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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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当时陈赓说的是不是气话，但终究一语成箴。

即使在被捕后，顾顺章也没有收起那骄纵的秉性，面对前来审讯自己的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和中统特派员蔡孟坚，他不仅没有半点好脸色，还一直嚷嚷着要去南京，亲自面见蒋介石。

换成别人要是这个态度，特务早就大刑伺候了。但对于顾顺章，何成俊等人还真不敢把他怎么样。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顾顺章手中掌握着大半个上海地下党和特科人员名单，这是足以“彻底摧毁对手”的重要情报。

当然，顾顺章也有顾虑，他一再叮嘱何成俊：

“在到达南京之前，绝不要向外界透露出任何有关于我的信息。”

但顾顺章还是高估了自己说话的分量，何成俊和蔡孟迫不及待的想要邀功请赏，哪里会去在乎一个阶下囚的警告。很快，一连6封“报喜”的电文全部发往了南京中山东路5号，那是中统头子徐恩曾的办公室。

巧合的是，电报送达时刚好是一个星期六，放假的徐恩曾并不在办公室，第一个接收到这些电报的人是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何许人也？特科的传奇人物，潜伏在敌人心脏部门的“一号特工”。他和李克农、胡底并称为“龙潭三杰”，三人既是生死之交，又同是一个情报小组，各自潜伏，相互联络，李克农以电务股股长的身份掌控着无线电报务，钱壮飞潜伏在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胡底则在外围，渗透在华北的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

可以说经过这个小组传递出来的情报，几乎都是事关全局的头等绝密。

看着接连几封标注着“加急”和“徐恩曾亲启”的电报，钱壮飞很敏锐地察觉到有大事发生，便趁着左右无人，加速将其破译出来。

6封电报，封封内容触目惊心：

一、“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即将押解南京。”

二、“黎明有消灭敌核心组织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三、“何长官殿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四、“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押黎明赴南京”

五、“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均座禀报”

六、“切勿让均座以外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地下党一网打尽的计划将会落空。”

手握着译电，一向沉稳的钱壮飞也不禁冷汗直冒。他知道“黎明”正是顾顺章的代号，如果电文内容属实，那么一两天内顾顺章就会抵达南京，到时候上海整个情报组织将遭受一场灭顶之灾。

没有时间犹豫，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钱壮飞显示出了一个王牌特工的魄力，他当即做出两个决定：

一：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前往上海，将电文内容亲自转达李克农。

二：冒着自己身份暴露的风险，暂时压下这6封电文，避免徐恩曾提前知道顾顺章要来南京的消息，能拖一天是一天，哪怕只是几个小时，都能救下很多人。

就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顾顺章做着一步登天的美梦，当何成俊和蔡孟坚幻想着升官发财，当徐恩曾趁着假期与外室幽会的这数十个小时里，一场扣人心弦的“抢救”行动也正在同时进行着。

刘杞夫在第二天清晨抵达上海，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的口信带给李克农。“天亮”就是指黎明，也就是顾顺章，“已走”暗示已经叛变，“母病危，速转院”就是催促上海地下党核心组织尽快转移。

短短的10个字，让李克农几乎眼前一黑，口中喃喃道：

“大事不妙！”

李克农太了解自己这位老上级顾顺章了，此人心狠手辣，特科一大半的情报员他都认识，一旦顾顺章铁了心要下手，所有人都要遭殃。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没办法，李克农已经顾不得什么伪装、暗号、接头的繁杂程序，直接找到了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让其迅速向上海地下党各部发送“警报”：

一、立即将所有秘密机关撤离原址，所有顾顺章知道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点立即转移搬迁；

二、将顾顺章所知道的干部、情报员全部撤离，一时不能撤离的立即转移住处，隐蔽起来；

三、立即终止使用顾顺章所知道的联络暗号和秘密工作方式；

当还在武汉的顾顺章得知“报喜”的电文已经发往南京后，只是无奈一笑，说道：

“抓不住周了。”

虽然在顾顺章事件中，钱壮飞、李克农、陈赓一环套一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到了争分夺秒，但最后也只是减小了一部分的损失。顾顺章知道的情报太多了，且其本身就是特工出身，手眼通天。到达南京的他当即指认了即将被营救出狱的恽代英，又亲自带人抓捕蔡和森，来不及全面撤离的上海地下党同样损失惨重。

无数潜伏英雄，悄然陨落在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之中。

二、王牌特工，要奉献的不只是生命

因为身份已经暴露，钱壮飞只能趁乱离开南京前往苏区。虽然女儿和年幼的儿子都还在家中，但没有办法，举家出城目标太大，不可能逃过特务的眼睛，钱壮飞只能忍痛将他们留下。

作为一名父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徐恩曾的办公桌内留了一封信：

“可均（徐恩曾）先生大鉴：行色匆匆，未及面辞，尚祈见谅。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不然，先生之秽行，一旦披露报端，悔之晚矣！”

钱壮飞的意思很明确，大家只是立场不同，不要殃及无辜，否则就把手中掌握的那些徐恩曾黑料全部揭发。徐恩曾也是聪明人，事后他先是把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儿子都抓起来关了一阵子，又随便找了个理由放了他们，程序都走了一遍，又“堵住了”钱壮飞的嘴。

但遗憾的是，1935年3月末，39岁的钱壮飞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牺牲在贵州息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分别的家人。

大多数的潜伏人员为了让自己的身份更加真实，都会冒着风险把妻子儿女带在身边，这也意味着一旦行动失败，一家人都难以脱身。王牌特工，要准备付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甚至还有亲人的安危。钱壮飞如此，李克农也同样如此。

1929年12月，李克农在组织的帮助下，进入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为了取得了局长徐恩曾的信任，把戏做全套，李克农不仅写信让妻子赵瑛带着两个孩子来上海团聚，一家人还和徐恩曾面对面的做起了邻居。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潜伏，最危险，也最安全。

赵瑛本是芜湖富商赵筱舫的独生女，大家闺秀出身的她，却是芜湖第一批考入女子师范的学生，思想进步，眼界开阔。自18岁嫁给李克农开始，原本可以生活优越，前途无限的赵瑛就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李克农少年参加革命，新婚不久的赵瑛就主动卖掉了所有陪嫁品，把攒下的钱都用来支撑丈夫的事业。当同志们都跑到李克农家开会时，赵瑛就默默走到屋外给他们放风，哪怕这时的她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

在怀着最小的儿子李伦时，赵瑛为了传递情报，曾雇了一条小划船，冒着风雨过长江，上岸后又在泥深过尺的乡间小道上拼命跑了8里路，终于抢在敌人前头将险情通报给了李克农。

说到底，赵瑛只是一个普通人，她做的这一切既是为了自己的丈夫，也是为了身后的国家。

来到上海后，身为局外人的她其实也并不知道李克农具体的任务和工作是什么，这些都是绝密。作为妻子，她不仅要照顾好几个子女，还要在外面扮演好一个阔太太的角色，和那些大官们的姨太太搞好关系，掩护李克农执行任务。

在这种极度紧张的环境下，赵瑛承受的压力甚至远远要高于李克农。她不是特工，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做出任何行为举止都要慎之又慎。身为一个母亲，她希望两个孩子都能过上平安的日子，而身为李克农的妻子，她又必须陪着丈夫身处龙潭虎穴，甚至不得不把自己和孩子作为“人质”。

李克农的小儿子李伦曾回忆说：

“母亲后来告诉我，我们在上海的家，炸弹就在身边，没有一天是轻松的。”

但1931年4月，赵瑛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为了传递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李克农四处奔命，辗转联系到了陈赓、胡底等人。但因为时间紧迫，他甚至来不及亲自去通知家人，只能让交通员去到自己家中告诉赵瑛：敌人马上要进行搜捕，带着孩子躲一躲。

当交通员赶到李克农家门外的时候，敌人已经走到了弄堂里，就差那么几分钟。得知消息的赵瑛来不及收拾任何行李，只能发疯似的扯着2个儿子从后门跑了出去。

风云动荡中的上海滩，龙蛇混杂。赵瑛无依无靠，又没有多少盘缠，白天只能躲在人流最多的菜市场，晚上就藏在哪个摊子底下睡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9岁，一个4岁的孩子东躲西藏，一天只买一个烧饼三个人分着吃，甚至去捡着人家丢下的剩饭剩菜。

李克农的通缉令就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赵瑛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也不敢贸然离开上海，毕竟她的身份太显眼了。

一个月后，流浪的赵瑛已经撑不下去了，她可以挨饿，但孩子们太小根本受不住。没办法，秉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她带着孩子来到了上海她唯一知道的一处联络点，想要通过他们去联系李克农。

但经历了一场浩劫，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失去唯一希望的赵瑛刚想离开，眼尖的大儿子李治却兴奋地喊了一声：

“宫伯伯！”

李治口中的宫伯伯真名叫宫乔岩，不仅是资深的地下党，而且是李克农十多年的好友，和赵瑛一家都很熟悉。因为不是顾顺章不是上下线的关系，所以宫乔岩是极少数还未撤离的地下党之一，恰巧这天他回到原先的联络点附近执行任务，没想到却意外遇到了赵瑛。

看着形同乞丐的母子三人，宫乔岩心中万分难受，眼中噙满了泪水，他扶着李伦的头对赵瑛说：

“这伢4岁就跟着我们在劫难中受苦。”

在宫乔岩的关照下，赵瑛和孩子们当即被安顿在一家民宅内暂住，不久后又在组织的帮助下回了芜湖老家。很快，报喜的电话便打给李克农，此时的他正在转移前往江西苏区的路上。

夫妻二人都在得知对方安全的消息后都痛哭了一场，那是对亲人的愧疚，也是劫后余生的喜悦。李克农承诺赵瑛，一旦有机会，自己会尽快回去看她。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别却足足长达6年之久。

三、44年荣辱与共

1937年4月，前往南京执行完任务的李克农，破天荒地给自己请了一个假。他绕道回了家乡，终于见到了赵瑛和孩子们，并带着他们回到了自己工作的八路军办事处。自此之后，无论是去哪里工作，从武汉、重庆到桂林，李克农都会带着妻子。

为此，一些关系好的战友没少拿这件事来笑话他：

“特工之王咋这么稀罕老婆呢？”

但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这对经历过生离死别的夫妻，早已定下了誓约，如果哪天真的要为了任务而牺牲，两个人也要死在一起。

建国后，理应要开始享受幸福的生活了，但李克农的任务却越来越重。他一手掌握着机要的情报部门，每天都面对着高压。抗美援朝时，他又作为谈判代表远赴前线，整整两年的停战谈判令他身体极度疲劳，一只眼睛已接近失明。

很多时候，赵瑛都是充当着一个秘书的指责，为阅读已经十分困难的李克农读诵文件，修改文件。自从结婚起，李克农的事业就一直是赵瑛的事业，他革命她放风，他潜伏她陪同，他工作她协助，这样的伉俪情深，荣辱与共堪称模范爱情。

1960年，劳累了一生的赵瑛病倒了，而且是癌症。她不肯用药，并跟医生解释说：

“我的病已经无法治了，请不要浪费了，把这些药给其他患病的同志用吧。”

医生劝不动，儿女们也劝不动，只能请李克农去当说客。但李克农只是默默摇了摇头，说到：

“别看你们母亲外表柔弱，但内心比谁都刚强，她决定的事情，尊重她的意愿吧。

此时的李克农身体也每况愈下，但每天处理完繁杂的工作，他都会往医院跑，安安静静地陪在妻子身边。

6个月后，赵瑛病故。强撑病体的李克农无限悲哀，深情地称颂这位陪伴他44年的妻子是“母仪典范”。他找出一张两人年轻时的合影，在照片的后面写下了一段话：

“此相片1940年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不幸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医院，从此和我们永别了！”

赵瑛走后，李克农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顾病体，越发努力的工作，根本不愿意休息。到了晚上，他就默默地坐在赵瑛曾经的床前，然后再深深鞠一躬才去睡觉。儿女们怕父亲过度悲伤，便换掉了母亲的遗物和一些常用的家具，没想到察觉后的李克农罕见的大发雷霆，以命令的口吻让女儿们必须恢复原样。

李克农和赵瑛的爱情，没有太多的浪漫，从18岁的相识相知，到晚年的相濡以沫，他们一直身处战场，与一批又一批的敌人进行斗争，无时无刻不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但赵瑛是幸福的，他的丈夫为国为民顶天立地。李克农也是幸福的，他的妻子支撑起了家与国的半边天。拥有共同理想的爱情，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