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他创建的大顺帝国

李自成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是崇祯十六年春建立的“奉天倡义大元帅府”。他恢复了朱元璋废除的丞相制度，由牛金星出任丞相，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每个政府各设侍郎。

地方上，由于此时李自成只控制了河南南部和湖广北部大致相当于一个省的领土，所以不设省级区划。以防御使为地方最高长官，统管军政事务，辖区范围大致相当于明朝的道。府、州、县各设文官。此外，各县都有武官带兵驻扎。

武官不必说，自然是由闯军将佐出任，文官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第一，是早期加入农民军的落魄知识分子，以牛金星为代表。

第二，是由于各种原因投降的明朝官员和士绅。在早期，愿意追随李自成的知识分子都是难以通过科举出头的穷书生，在明末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处境和农民一样凄惨，因此不得不造反求生。但是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河南饥民大批加入闯军。李自成的兵力从进入河南时的一千人迅速膨胀到了数十万大军。随着闯军连克洛阳、开封、南阳、汝宁，杀福、崇、唐三王，败傅宗龙于项城，败汪乔年于襄城，在朱仙镇击溃丁启睿、杨文岳的十八万大军，又败孙传庭于郏县，河南南部的官军被一扫而空。等到李自成南下湖广时，左良玉望风而逃，襄阳、荆州、承天全都是不战而降。除了正在陕西重整旗鼓的孙传庭之外，整个中原再无李自成的敌手，这让很多人感觉到了改朝换代的征兆。

而这时，李自成对于明朝官员乡绅的态度也不再是一味诛戮，而是反抗者杀，降者录用。追随李自成不再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项，而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很多明朝有科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或者畏惧农民军的武力，想保全性命，或者在明朝的党争中受到打击，心存不满，或者希望在新王朝挣得一席之地，都选择了归降李自成。李自成任命的六个侍郎，大部分都是明朝的进士。

第三，就是知识分子中的中间阶层。这些人在明朝没有做官或者只做了微末的小官，不算富裕，但也没穷到非造反不可，李自成用科举来招揽他们。崇祯十五年的科举很不成功，当时知识分子还普遍敌视李自成，李自成不得不用武力逼迫强制他们来应考。但是崇祯十六年的考试就不一样了，大量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前来应考，李自成从中择优录取，选拔了很多官员。

知识分子敌视李自成，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是由于传统的正统观念，以忠于朝廷为天经地义，视李自成为贼寇。第二是由于李自成早期的政策野蛮粗暴，打击面过宽，做了很多伤害无辜的事情。第三是不看好李自成的前途，认为明军很快就会打回来。

在崇祯十六年，这三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首先，是朝廷大失民心。在自然灾害和官府暴敛横征的双重打击下，大批农民破产逃亡，逃亡者的赋税又要由没逃的人承担。朝廷每一次加派，经手的官吏都要从中分肥，疯狂地剥削压榨百姓。不仅小农、矿工们走投无路，连那些没有免税特权的中小地主都开始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追剿闯军的官军，更是打破了中下级知识分子对明王朝的最后幻想。

以左良玉部为例，左良玉拥兵二十万，然而朝廷给他的军饷仅有两万五千人的份额，剩下的部分都由他自己筹措。筹措的方式自然就是抢劫。闯军抢劫的目标主要是明朝的宗室、官员、大地主，对普通百姓的侵害还要稍微弱一点，而官军是不会去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只会欺压中产人家和穷苦百姓。左良玉既不敢打李自成，又虚报军功，于是就砍无辜百姓的人头冒功，连有功名的秀才都照杀不误。官军的大规模屠杀、强奸、抢劫行为，彻底把河南、湖广的百姓推到了明王朝的对立面上，既然给皇上当差纳粮换来的是这样的待遇，那为什么不换一个不让我们当差纳粮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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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绝非一个仁慈的人，对待那些坚决抵抗，给闯军造成很大伤亡的城市，他也常常不问谋划者还是被胁迫者，一律进行残酷的屠杀。但至少李自成不会无缘无故伤害没招惹他的人，主动投降他的城市都能得到保全。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李自成，可是官军的暴行逼得他们不得不投降李自成以求活命。到了崇祯十五年的冬季，河南、湖广的兵民矛盾已经彻底激化，有的城市甚至开始公然支持李自成，武力对抗官军。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攻打盘踞在襄阳的左良玉，左良玉不敢正面迎战，向江西方向逃跑。临走前为了筹措跑路的经费，也给李自成制造困难，“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原本不想造反的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反了，为了保卫家园，他们纷纷站到了李自成一边。闯军所到之处，百姓们“焚香顶礼，牲酒远迎”，“又复抵死为贼抬架铳炮，协拥大队过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良玉为了逃命抢劫粮船。“先是小民不能自置舟者，辄挈室托于粮艘，凡数千家，以粮艘可恃也。至是概掠之。一卒登舟，百人请命，刀声人语，鱼乱水飞，可怜哉！十八日，全师东下，樯帆蔽江，酸泣之音，十里相接焉。两郡方幸得稍苏息。”正如堵胤锡所说：“臣知驱天下之民而从贼者，尽兵之为也。”

其次，就是李自成的政策日趋成熟。襄阳建政前后，李自成基本完成了军队的正规化，野战军与卫戍军分离，野战部队形成五营二十二将的体系，指挥系统周密，纪律严明。虽然之后闯军依然有屠杀行为，但是杜绝了官军那种随意打粮，毫无纪律地乱抢乱杀的做法。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有组织有纪律，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不得杀人，不得放火，不得奸淫妇女，不得抢劫偷盗，不得踩踏庄稼，不得私藏战利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样的军队依然是反人类的。但是在十七世纪的环境下，闯军的纪律已经是当时中国的一流水平了，至少比他的对手大明官军不知高到哪里去。

李自成在这时开始缩小打击面，对于明朝宗室还是照杀不误，对官员士绅则是只杀反抗者，降官只要交出一部分赃款，就可以既往不咎，重新录用，对中小地主和穷苦百姓，只要投降就不加侵害。再加上“三年免征”“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李自成的政策得到了广大穷苦百姓的拥护，他们不仅免于屠杀奴役，而且不再受到明王朝沉重的赋税压迫。士绅们出于自身生命安全的考虑，也能勉强接受这样的妥协。中小地主们一方面和普通农民一样希望贪官恶霸被打击，另一方面又害怕社会秩序被破坏，波及自己。李自成既打击豪强，又维护社会秩序的做法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这些人逐渐对李自成有了好感。所以，中小地主出身的中下级知识分子也开始加入李自成的政权。

最后，就是李自成的一系列举措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两年来，闯军连战连捷，杀死亲王三个、总督三个，刘国能、李万庆、猛如虎等名将都相继兵败身死，不可一世的左良玉望风而逃。闯军军纪严明、作战勇猛，和为非作歹、一触即溃的官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自成控制区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有了李自成能夺取天下的信心。

在经济上，李自成也不再流动作战，而是开始稳扎稳打地建设根据地，“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锌说：“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让农民重新回到土地，是自秦汉以来每一个统一封建王朝诞生的前奏，只有恢复了农业生产，给百姓一口饭吃，才能从根本上结束明末乱世。李自成自己就是没饭吃才造反的，他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也正是因为李自成的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能打败崇祯。

我们把视线转向十六年前，也就是天启七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那一年。

吴应箕的《楼山堂集》记载了他天启七年在河南的一段经历：

“自晨发，出郭门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霁，搴帷而眺，则四十里中一望皆黄茅白草，察所过之处，皆行地亩中，亩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迹无一存者，计耕作久废矣。即问舆夫：‘此县东西南北，其田地荒芜尽如此乎？’夫答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县较好，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驿舍见有备中火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问曰：‘向所见一路荒芜之田，无差粮乎？’数人同声对曰：‘前此皆膏腴之业，差粮如何得蠲？’即问：‘何不耕？’对曰：‘无牛。’问：‘何以无牛？’则谓：‘多盗卖出境者，无牛因以无佃，此其一端也。又本县马户差徭苛急，每报一人，人不堪役，则先卖其牛弃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则田无主，故不耕。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故今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皆由此耳。’因又问：‘此有田弃走之家，始何不卖以与人，而甘抛弃若此？’则又对曰：‘夫差徭政为有田地者苦耳，今赔者欲弃其产而不得。况受其业，而粮即派其家，能堪之耶？于是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极矣。’又问：‘独无以此情白之县者乎？’对曰：‘此县令多举贡，日暮途穷，贪得为念，又衙门弊多，度力不足以区处，遂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自免上司谴责耳，何暇顾人户之逃、田亩之荒也。甚至有告理者则反笞之，所以百姓虽愁怨，率无敢言者。’予又问：‘此是通衢，司道必由此乎？’曰：‘然。’‘抚按由此乎？’曰：‘然。’‘州郡由此乎？’曰：‘然。’予问：‘曾有由此而问厥故者乎？’佥曰：‘无有。’予不觉浩叹。”

中原百姓苦捱了十六年，多少人抛妻弃子，多少人饿毙路旁，终于等来了一个不关心他们交多少税，而是关心他们有没有地种，关心他们有没有牛的朝廷。是帮助百姓种地的李自成能夺取天下，还是从百姓身上扒皮的朱由检能守住天下？顺逆之势，昭然若揭。

八月，孙传庭统率十万大军出潼关征讨李自成，这是明朝在内地除左良玉部外最后的主力军团了。李自成选择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前线军队纷纷撤离。由于孙传庭经历郏县大败没多久，其实并没有准备充分，但是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出战，军队的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一方面，要求后方的陕西、山西向前线运粮，“催逼严急，里老有自缢而死者，运夫有淹没河中者。人情汹汹，莫知所措”。另一方面，就地抢劫百姓，官军所到之处，百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然而即便如此，孙传庭的军粮依然供给不上。就在这时，李自成派遣刘宗敏切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留下河南总兵陈永福断后，自己率领陕西兵后撤，部署很理想，但是他忘了一件事：陈永福的部队好几天没怎么吃饭了。饭都没得吃，更何谈断后？河南兵认为孙传庭是留他们送死，纷纷鼓噪哗变，跟着孙传庭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反而搅乱了孙传庭的队伍。李自成趁机发动总攻，官军死者四万余人，降者不计其数，武器装备几乎全部被李自成缴获。孙传庭败回潼关时，他的十万大军已经只剩下四万丢盔弃甲的残兵败将。

十月，李自成发动了和孙传庭的最后决战，大举进兵陕西。孙传庭的部下已经不想再打了，高杰、白广恩等高级将领纷纷率部逃亡，将军们都逃跑了，普通士兵当然更不会留下送死。到了这个时候，谁还管什么朝廷、皇上，大家想的都只有自己的老婆孩子。出关迎战的士兵反而冲进潼关城内，接上自己的家眷逃走，闯军跟在这些士兵背后，轻而易举地进了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阻挡在李自成和崇祯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复存在了。

随后，李自成向西安进军，一些明朝官员还想抵抗，但是士绅和百姓都不肯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他们纷纷打开城门向李自成投降。闯军顺利抵达西安城下。城中的精锐都已经随着孙传庭覆灭在潼关了，只有五千四川兵守城。此时正是秋末冬初，天气寒冷，川军士兵还穿着单衣，副将王良智请求秦王朱存枢出钱给士兵们买些棉衣，不想却被朱存枢拒绝。王良智大怒，心想我们当兵的替老朱家流血打仗，姓朱的却这样拿我们不当人看，当即决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入城。朱存枢投降之后，李自成从秦王府中抄得上百万两钱财。

事已至此，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大明朝完了。白广恩率先投降，他是农民军中的叛徒，靠出卖首领当了官军，和李自成多次交战，双方仇怨很深，但李自成为了树立榜样，亲自设宴款待白广恩，让他招降其他明军将领。

河南总兵陈永福带着少数残兵败将逃入陕西，身在他乡，既无地盘，也无粮草，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被孙传庭扔下等死，他对大明也彻底绝望了。可是当年李自成三打开封时，他是开封的守将，拼死抵抗，给闯军造成了很大伤亡，甚至射瞎了李自成的一只眼睛，担心李自成报复。李自成派白广恩去请陈永福来见，对陈永福说：“此各尽其事，何害。”折箭为誓，承诺绝不加害，陈永福十分感动，决定投降。

高汝利、左光先、牛成虎、尤世禄、郑嘉栋等明军将领闻讯，也纷纷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全部收留，无论过去是否与自己为敌，一律既往不咎，给士兵们发放粮饷冬装，少数明军将领拒绝投降，也都被很快打败。只有高杰，过去是李自成的部下，和李自成的侍妾邢氏私奔才投靠官军，不敢来投降，于是一路南逃到了扬州。

至此，陕西已经全部平定，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各种制度还是沿袭襄阳时期的框架，只是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比如说在地方上增加了省级行政区划，设立了节度使。更大规模地开科取士，招募流民屯垦，并且开始发行货币，平抑物价，发展贸易，做建立全国政权的准备。

正月初八，李自成正式从西安起兵，准备对明王朝进行最后决战。

两路大军分别由李自成本人和刘芳亮率领，李自成由平阳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进攻北京，刘芳亮则从河南怀庆攻入直隶南部。

此时，大顺军和明军之间的强弱对比已经完全逆转，不仅饱经战乱和赋税之苦的穷苦百姓盼望大顺的新秩序。“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就连明朝的官员也都没有了反抗的念头，只想投效新朝，保全首领。

正月二十三日，由于平阳的西河王、交城王拒绝捐助军饷，山西巡抚蔡懋德手中没钱，不敢在平阳抵挡李自成，逃回了太原。平阳知府张璘然投降。崇祯大怒，罢免蔡懋德，命郭景昌接替，郭景昌却不敢前去就职，在半路上迟延不进，郭景昌不到太原，蔡懋德也就没法离开。傅山请求督师李建泰火速救援太原，然而李建泰发现，官军在直隶、山西一带已经是人人喊打了。

“李至一县，县人漫视不为礼。李从者饥，求食。县人曰：‘汝官为大明乎？为大顺乎？’诡对曰：‘大顺’。乃为设食甚丰，饱餐而去。”

定兴县更是因为害怕被抢掠拒绝李建泰入城，李建泰不得不动武攻下城池。

由于缺少粮饷，部队又畏惧李自成，李建泰从北京带出的三千人马已经逃散了一大半，就算把这一千多吓破了胆的废物带去太原，面对李自成的十万大军也是送死而已，更何况连李建泰本人都已经吓破胆了。

而这时，李自成意外地收到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代表顺治皇帝写来的信：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李自成对这封信不屑一顾，根本懒得回复，在他看来，清朝皇帝也不过是个比蒙古强一些的可汗而已。这种轻敌自傲，麻痹大意的心态为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二月初六，李自成兵临太原城下。晋王朱求桂比交城王、西河王强那么一点，他只拿出了三千两银子，就想“募死士杀贼”，而且山西提学黎志陞还从中克扣，把银子留下，拿记功纸票给士兵发饷，谁肯为了三千张废纸去死呢？不到两天时间，守军打开城门，投降大顺。蔡懋德自杀，朱求桂投降。黎志陞被俘之后，又对李自成哭诉说自己没给明朝效力：“本道历任三月，尚未入考棚。”再加上其他降官劝解，李自成才饶他一命。

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分任继荣、马重僖所部向东出固关攻打真定，自己率主力离开太原北上宁武，发布了对明朝的最后通牒：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寖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惟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

这时，李自成已经改变了对明朝宗室的敌视态度，秦王朱存枢、晋王朱求桂投降之后都得到了大顺朝的封爵。李自成敦促崇祯尽快投降，许诺保全明朝宗庙香火。

二月二十日，李自成占领雁门关，二十一日攻打宁武，次日城陷，斩总兵周遇吉，周遇吉坚持抵抗两天，杀伤很多大顺军士兵，这是进军北京的路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战斗。

因为一路上都没有遇到抵抗，所以李自成在进北京的途中始终保持着军纪严明，没有进行屠杀抢掠，只有在宁武有过一些杀戮。乾隆《宁武府志》记载：“贼初破宁武，亦不甚杀戮，旋引兵而东。明日，贼别部在城中者忽树蓝旗，遂肆戕虐，被祸者数千人，其伪总兵尤世禄所为也。王珻作《节录补》而谓‘贼恨其久不下，屠杀一尽，血流成波。’亦失其实，盖但得诸传闻耳。”即便是在宁武，也没有全城大屠，只是少部分新投降的明军部队的报复行为，而且还是因为尤世禄和周遇吉有私仇。

三月初一，李自成抵达大同，大同的代王朱传齐勒令巡抚卫景瑗、总兵姜瓖抵抗大顺军，自己却一毛不拔。城中士兵百姓纷纷鼓噪要降，姜瓖自然不肯送死，开城投降。秦王朱存枢老老实实投降，晋王朱术桂自己出钱打仗，一见打不过也乖乖投降，虽说是两个废物，好歹还算有个人样，李自成都饶了，而朱传齐自己不上，逼别人送死，李自成就不饶他了，杀了朱传齐全家。

这时，李自成对明朝高级官员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了，不再一味敌视，而是试图吸纳其中一部分人加入自己的政权。

大同巡抚卫景瑗是一个有名的清官，刚正不阿，执法不避豪强，多次杖毙劣绅恶霸，整治胥吏，废除陋规，平反冤案。当年杨嗣昌为了剿灭农民军要加征剿饷，卫景瑗仗义执言：“天下安危，要视百姓疾苦。今百姓困苦不堪，反而加征，后果不堪设想。”就任大同巡抚两年来，他竭尽全力赈济百姓，整顿吏治，打击豪强。然而，明朝三百年的积弊哪里是几个能干的官员就能扭转的，这帮朱队友谁也带不动。

李自成明白，明朝的灭亡不是卫景瑗这样的人的责任，这种既有才干又真正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员正是大顺朝所需要的。他劝说卫景瑗：“我米脂一民耳，今日至此，天命可知，尔真好官，尔降仍用尔抚大同。”连劝三天，卫景瑗仍不肯投降，李自成又说：“尔真忠臣，我且驿乘送尔还家。”卫景瑗还是不肯，最后选择了自杀。李自成给了卫景瑗的仆人五十两银子，让他们送卫景瑗的灵柩回乡。

大顺军逼近宣府，宣大总督王继谟发现自己的部下“俱密写禀迎贼”。他带着自己的家丁逃走，士兵又哗变，劫走了上万两银子投降大顺，王继谟说：“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

既然总督都跑了，别人也就更不会徒然送命，士兵百姓纷纷传言，大顺军“所过秋毫无犯，发帑赈贫，赦粮苏困，真若沛上亭长、太原公子复出矣”。巡抚朱之冯还想抵抗，“军士抱手默然无动者。盖一切大炮之火线已绝其火，门已俱塞实，不能发矣”。朱之冯仰天大哭，自缢而死，总兵王承胤开门投降。此时，南路的刘芳亮也占领了广平，与任继荣、马重僖会攻保定。北京城的官员开始逃亡，“旬日内外，大车小辆络绎而出国门”。在南路，李建泰不敢与刘芳亮交战，“心怖，北向鼠窜，兵遂溃。所过之处恣意劫杀”。

明朝的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拒绝李建泰入城，李建泰动用武力攻城杀掠，明朝的地方官对朝廷彻底绝望，纷纷向大顺军投降。“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风降遁，或绅士争为乱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后，相与称仁诵义曰迎真主”。只有保定知府何复拒不投降，拼死抵抗，来到保定避难的李建泰却决定投降了。李自成听说保定发生了战斗，担心刘芳亮屠城报复，特意下令给刘芳亮，除了组织抵抗的官员士绅外，其余人等一概不杀。刘芳亮在破城前一个时辰接到了命令，进城之后，只杀了何复等官绅。

明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崇祯命令吴三桂把自袁崇焕筑城以来抵挡了清军十八年的宁远拱手让给清军，全军进关进攻大顺军。又命令刘泽清、唐通两路人马进京勤王。吴三桂慢吞吞地收拾家当，俄延不到。刘泽清推说自己坠马受伤，拒不奉诏，崇祯赐银抚慰，刘泽清十分感动，然后在纵兵抢劫之后逃跑了。只有唐通率部来到了京城。

崇祯亲自接见唐通，给他加官晋爵，然而，他只赏赐了唐通四十两银子，发给唐通部下八千将士的赏银仅有四千两，而且派太监杜之秩作为唐通的监军。唐通十分愤怒，出宫之后把崇祯赏赐的东西往地上一摔：“皇上太师我，伯我；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

崇祯其实已经想尽办法搞钱了，他要求京城的官员、太监捐助军饷。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拿出了两万两，崇祯高兴得把他升成了侯爵，其他官员捐的钱不过几百两、几十两。崇祯希望自己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做个表率，拿出十二万两银子来，周奎一口咬定自己只能出一万两，崇祯不干，要他出两万两。周奎的女儿周皇后觉得自己丈夫和父亲一个皇帝、一个伯爵，这样讨价还价实在太掉价了，偷偷给父亲送了五千两私房钱，让父亲捐了，结果最后周奎居然只捐了三千两，还扣下两千两。

后来李自成从周奎家中抄出白银五十三万两。大太监王之心在崇祯的百般催逼之下只捐了一万两，后来李自成从他家中抄得白银十五万两。大臣、太监们纷纷装穷，有卖房卖古董的，有穿着粗布衣服出门的。崇祯气得大骂：“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然而，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依然故我。最终，崇祯只筹到了二十万两的军饷。而李自成后来拷打北京的官员太监，共得到白银七千万两，相当于二十五年的剿饷。这样的朝廷，怎么能不亡？

正是由于这些既得利益者把国家的财富疯狂揽入自己的私囊，导致空前的财政压力全都压在穷苦百姓身上，才让百姓不得不揭竿而起，最终致使明朝灭亡。如果不是崇祯为了省钱裁了驿站，李自成或许现在还在老老实实地送快递；如果不是大小官吏肆意盘剥，张献忠或许现在还在打铁；如果朝廷能足额发放军饷，怎么会有那么多明军士兵成为了农民军的骨干；如果朝廷给百姓留一条生路，李自成在河南怎么会有百万饥民响应？明朝的灭亡，完全是由于其统治者咎由自取。

三月十五日，唐通、杜之秩献居庸关投降大顺，十七日，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崇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狼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城外的京师三大营不战自散，士兵各自逃命，所有武器装备全部为大顺军所得。而北京城中，“守垛之兵，饥不得食。或母或子，携粥至城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无一二”。

每个士兵只发了一百钱，这还是纸面上的数字，中间有多少克扣就只有天知道了。要知道，大顺军可是“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万两。饥民趋如鹜”。“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轻食不足，则均为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李自成自己“粗鄙与众共之”，“衣帽不异人”。一方是上下一心，同甘共苦，一方是豪门锦衣玉食，士兵食不果腹，这场战争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李自成为了和平结束战争，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劝降，要求崇祯逊位，保证其生命安全。然而，崇祯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的，双方反复谈判。十八日晚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正阳门发现，“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曰：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缙彦默然”。

这天晚上，谈判破裂，大顺军发起攻击，占领了外城。到了三月十九日这天天亮之后，明王朝的统治已经彻底崩溃，文官不见，武将不朝，宫女太监四散而逃。周皇后自尽，崇祯杀死幼女昭仁公主，砍断乐安公主一臂。崇祯的三个儿子朱慈烺、朱慈炯、朱慈焕三兄弟化装成平民出逃，崇祯叮嘱他们：“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中匿形迹，藏姓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无忘吾今日戒也。”最后，崇祯与太监王承恩一起自缢于景山之上。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顺军进入北京内城。“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随后，李自成也赶到了，由承天门入城，传令：“军士入城敢伤一人者，杀无赦。”并一箭射在承天门的匾额上。

崇祯的三个儿子没来得及逃走，“跪迎于门左”，李自成命人将他们扶起：“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后来封朱慈烺为宋王，朱慈炯、朱慈焕各封公爵。崇祯的妃子和公主“令扶去本宫，各调理之。”

很多人认为的“李自成、大顺军进北京之后腐化堕落了”，其实只是谣传而已，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四月十三日出兵讨伐吴三桂，这么短的时间内，一支横扫半个中国的劲旅就堕落到不能打仗了？这也未免太不合情理。

关于大顺军在北京的作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在讨伐吴三桂之前，大顺军的军纪是非常严明的。“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对于违反纪律的人，非常严厉地执行了军法。“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小偷小摸之类的行为肯定是没法杜绝的，但是“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直到李自成从山海关败回北京，部队损失惨重，指挥体系开始混乱，由于忙于准备撤离，对军纪的监督也松懈了，这才出现杀人放火的事情。“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

第二，李自成进京之后并非完全不杀人，但是他杀的主要是明朝官员及其家属和包庇他们的人。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的确有很多波及无辜的行为，但是对于一个十七世纪的政权来说，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也没有几个了。

第三，对于明朝官员，李自成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真正被拷打勒索的只有三成，剩下七成都录用了。被拷打的主要有四种人：第一，明朝核心的高官显贵；第二，恶名昭著的贪官；第三，坚持不肯退赃的；第四，拒不投降的。其余大部分明朝官员都在交出一部分赃款之后被接纳到了大顺政权中来。顺便一提，李自成进北京之后，明朝官员自尽的只有数十人，还没有宫里的宫女太监自尽的多。

第四，大顺政权绝非不知道建设根据地的流寇，前文已经提到了李自成对襄阳、西安的建设。占领北京之后，得到大批明朝降官，更是“设官东至淮，西至蜀”。整个中国北方都已经纳入大顺朝的统治之下，而且很多地方呈现的是安定、和平的景象。“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守令到河北，诸贼始消。”在大顺军还没来得及接收的地方，士绅甚至利用大顺军的名头来维护治安，定兴县的乡绅“取自成伪檄增数条禁之。一时传数百里，皆敛手不敢动，众以保全。”

大顺朝的官员，也远比大明朝的官员更廉洁，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曾经因为拒绝李建泰入城被攻掠的定兴县，和平地接受了大顺朝的官员。“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大顺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餽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

第五，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之后，也并没有腐化堕落。“霸占陈圆圆”只说不过是小说家言，实际上，李自成占据了紫禁城之后只纳了一个姓窦的宫女。大规模裁减宫内太监数量，规定不得超过一千人。

对于很多录用的明朝降官，李自成都十分尊重。接见兵政府侍郎梁兆阳时，梁兆阳说：“先帝无甚失德，只因刚愎自用，至使君臣之谊否隔不通，以致万民涂炭，灾害并至。”李自成说：“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李自成并不要求自己的臣子跪着说话，而是给他们设座上茶。梁兆阳辞别时，李自成还作揖还礼。礼政府侍郎杨观光为李自成讲解了明朝的祭祀礼制，李自成说：“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亲自把杨观光送到屋檐下。由此可见李自成比明朝、清朝的任何一个皇帝对自己的臣子都要尊重得多。

自直到出兵讨伐吴三桂前夕，李自成还在召见城内和郊区的老人，“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这时的李自成依旧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色箭衣，生活享用十分简朴。

大顺军的军事训练同样没有松懈。四月初一，“权将军刘宗敏下营点操”。初六，“闯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余人”。所谓大顺军进京之后忙于劫掠享乐，不思进取的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那么，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

李自成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两点原因。第一，他盲目自信，对于自己最大的敌人清朝麻痹大意，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第二，他太快取得胜利，还没有熟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的统治方式，政策失当，导致基层政权迅速崩溃。

先说第一点。

自从两个月前试图拉拢李自成失败，多尔衮就做好了与李自成争夺天下的准备。范文程对多尔衮进言：“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根据在沈阳的朝鲜使臣记载，在得知李自成攻克北京的消息之后，多尔衮当机立断，下令清朝全国总动员。“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在吴三桂卖国投敌之前，多尔衮就已经集结全国三分之二的军队大举西进，一开始抱的就是赌上国运，一战定胜负的打算。

而李自成呢？他并非不努力，而是努力得不是地方。他不仅没有让陕西的李过、高一功，襄阳的白旺这两支主力军团北上增援自己，而且还派袁宗第、黎玉田、马科、董学礼、郭陞、白邦政等人的军队南下，准备对张献忠、左良玉、南明江北四镇的战争。在他眼中，只要招降了吴三桂，北方的问题就解决了。李自成认为，既然腐朽的明朝能抵挡清朝的攻击二十多年，自己有十余万大军，当然更不可能输给清朝，对于清朝的实力和野心的认识都严重不足。此时大顺军的部队不下百万，然而野战部队部署在了西北和南方的前线，卫戍部队分散到各县去维持治安，这些事当然是一个新政权应该做的，可是和抵抗清朝入侵相比，显然应该有轻重缓急之分。李自成的战略判断出现根本性错误，导致他带到山海关用来和清军决战的部队只有不到十万人，因此葬送了大顺江山。

在对吴三桂的判断上，李自成也出现了重大错误。自从打败孙传庭以来，从陕西到北京，一路上都有明军将领望风而降。李自成出手大方，招降明军的时候常常用几万两的银子砸过去。明军的基层军官和士兵们要打打不过，投降又有钱可拿，傻子才不投降。大顺军的士兵吃得饱穿得暖，不拖欠军饷，饥寒交迫的明军投降起来非常积极。对明军高级将领，李自成也都加以优待，过去和大顺军曾经作对的，全部既往不咎，连射瞎自己眼睛的陈永福都宽恕了，这让明军将领们看到了李自成的诚意，纷纷选择投降。

因此，李自成认为，山海关的吴三桂、高第等明军将领一定会和姜瓖、唐通、王承胤等人一样选择归顺自己。他派已经被封为伯爵的唐通率领本部人马八千，带着大笔军饷去招降吴三桂，许诺封他为侯爵。果然，吴三桂欣然同意投降，把山海关的防务交给唐通，自己带着部队进京面见李自成。

然而，此时的李自成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皇帝，依旧保持着农民起义者的作风，这就注定了他不是吴三桂的理想君主。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均田免粮”和“追赃助饷”。

明朝的贵族、官吏、太监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掠夺百姓血汗，最终挖空了明朝的墙角，导致明朝灭亡。李自成要求他们交出赃款，作为大顺军的军饷和国家建设开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李自成没有认识到，明朝的官僚地主已经不再是大顺朝的主要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满清贵族。为了击败这个真正的劲敌，需要暂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李自成的胜利来得太迅速，从政权创立到推翻明朝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靠着“三年免征”“闯王来了不纳粮”的许诺，让无数农民舍生忘死支援大顺军，为他打下了江山，李自成当然不能刚当上皇帝就食言而肥，立刻和官僚地主穿一条裤子去剥削老百姓。三年免征的诺言必须遵守，可是大顺军迅速扩大，又收降大批明军，等于把崇祯的一部分财政压力背到了自己身上。百万大军每天耗费钱粮无数，接下来的两年无税可征，军队该吃什么呢？所以，李自成也只能采用追赃助饷的方式供养军队。

如此一来，地主阶级对李自成大为失望。他们本以为，大顺取代大明只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只要他们投降，就可以在新王朝继续保持在明朝的地位。可他们发现，李自成保护的只有小农，对大官僚、大地主依然采取打击的政策，于是他们判定，李自成依然是个“草寇”。

比“免粮”“追赃”更要命的是“均田”。崇祯年间，土地高度集中在大贵族、大地主手中。“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势豪之家，仆隶多至数百，奸民乘势投献，百姓受其鱼肉”。“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最终结果就是“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职此之由”。

给无地农民分配土地，恢复生产，缓和社会矛盾，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封建王朝开创之际都要做的。在崇祯年间，就有大臣建议“追富家千石外之田以没官”，“请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顷、屋百间，其下递减”，试图以此挽救明朝的危机。当然，崇祯根本没有条件这么做，他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言人，如果他的行为违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这个皇帝就做不下去了。另起炉灶的李自成有条件去均田，可是李自成做得太过激、太急了。他把无主荒地分给农民，官僚地主们是赞赏的；他屠杀明朝宗室，把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官僚地主们不仅没意见，还有暗暗叫好的；他把反抗自己的人斩尽杀绝，把他们的地也分了，其他地主也还能接受，觉得是那些人不识时务才招来大祸；可是当官僚地主们发现，投降了大顺也要被追赃、被均田，他们忍不了了，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啊。

“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

李自成的均田政策简陋粗暴，急躁冒进，而且打击面过宽，不仅大地主遭受沉重打击，普通的中小地主也被波及。这导致李自成开始逐渐丧失“民心”。

为什么李自成把土地分给农民，反而会丧失“民心”呢？因为古往今来，只有统治阶级和有能力打败统治阶级的人才算“民”，这样的人才有被君主拉拢的必要。农民除非像李自成这样造反，手里掌握了武力，否则根本不会被统治者当成人来看。明朝是一个地主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他们掌握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大部分的物质财富，掌握着知识，掌握着基层的话语权，甚至掌握着武力。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单凭武力是不可能推翻一个阶级的，只有依靠生产力的飞跃才能办到。没有工业革命，地主就不可能被打倒。

很显然，李自成搞不出工业革命来。所以他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就必须依赖与地主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调动全天下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追赃助饷”“均田免粮”这两大政策，恰恰把整个地主阶级推到了李自成的对立面上，使大顺王朝成了一个根基不稳，单纯依靠武力维系统治的军阀政权，这才是导致李自成败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李自成有机会扭转这样的局面吗？为了和清朝作战，李自成需要金钱，需要粮食，需要物资，不剥削地主，那就得剥削农民，可农民还禁得起剥削吗？那岂不是要走崇祯的老路。李自成的唯一机会，就是在山海关一战打败清军，直捣黄龙。这样他才有机会压制士绅的反叛和南明的反攻，逐步采用温和的土地政策，和地主阶级达成妥协，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拉拢地主但是限制地主，剥削农民但是给农民一条活路，这才是一个正常封建王朝的统治模式。也就是说，只有军事上的优势，才能为稳定社会争取时间，事实上清朝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军事上的失败就是李自成命运的终结。

吴三桂之所以反叛李自成，导火索是刘宗敏抓捕了他的父亲吴襄，“冲冠一怒为红颜”在小说里看看就是了。吴三桂其实根本不关心他家人的死活，明末的这些军阀在乱世中都早已练得心如铁石。吴三桂在反叛大顺的时候，就知道李自成一定会杀他全家，可他还是反了。刘宗敏抓捕吴襄之后，李自成很快得知，责备了刘宗敏，向吴襄致歉，不仅释放了吴襄，连其他正在追赃助饷的官员也都释放了。李自成让吴襄写信给吴三桂，还试图补救和吴三桂的关系。尚可喜全家几百口死于清军屠刀下，最后还是当了铁杆汉奸，吴三桂只不过和李自成有了些误会，有什么不能谈的呢？

其实，吴三桂只是从吴襄被误抓这件事中摸清了李自成的态度而已。

第一，李自成肯定是希望吴三桂投降的，吴三桂手上有五万军队，傻子才不想要，否则李自成又怎么会让唐通带着钱来招降。

第二，李自成想把吴三桂骗进京杀掉的说法是禁不起推敲的，李自成连白广恩和陈永福都饶了，甚至连高杰，李自成都对他许诺，只要他愿意归降，给李自成戴绿帽子的事就既往不咎了，所有的明朝降将，李自成一律优待。吴三桂这个时候既没当过三姓家奴，又没射瞎过李自成的眼睛，更没给李自成带过绿帽子，他怎么就能得出李自成要杀自己的结论呢？

第三，李自成没把吴三桂放在眼里，否则也不会忘了嘱咐刘宗敏不要抓吴襄，也不会只派一个唐通去接管山海关。李自成当时的心态也确实是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吴三桂只有倒戈卸甲以礼来降这一条路，没把吴三桂当回事。

第四，李自成能开出的价码并不高。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李自成追赃助饷、均田免粮，足见他没打算把明朝的降官纳入自己的统治核心，在大顺政权中，也往往是农民军首领出身的武将管辖明朝降官。还有一些明朝的降军被派到前线和张献忠、南明作战，比如说吴三桂的老上级辽东巡抚黎玉田就被李自成派去四川打张献忠了。在李自成麾下，吴三桂最多只能当个冲锋陷阵的普通将领，而且还不是嫡系。

李自成给吴三桂的价码其实是合理的，吴三桂、姜瓖、唐通这些明军降将几乎没有什么功劳，官爵当然要排在那些功勋卓著的大顺军将领之后。要是不派他们去前线打仗，国家又凭什么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养这帮军阀呢？吴三桂寸功未立，李自成就赏赐他大笔军饷，又给他晋爵一级，已经很给面子了。李自成封吴三桂为侯爵，让他和刘宗敏、刘芳亮、田见秀、袁宗第、李过、谷英、张鼐、刘国昌这些大顺军的老资格名将并列。刘体纯、吴汝义、刘忠、李友、马世耀等人也都是为大顺军做过很多贡献的，才封伯爵而已，李自成的内弟高一功只封了个男爵。而李自成对吴三桂的要求，仅仅是让他尽一个军人的义务而已，虽然说误抓了他爹，也放出来了，道了歉了，吴三桂还要啥自行车？

但是明末的这些军阀就是这么不要脸，又想要利益，又不想负责任。吴三桂打了打算盘，觉得清朝给的价码可能更高。前面有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做榜样，他们叛投清朝之后，全都封了王爵，吴三桂的兵力比他们强得多，最起码也得封个王。而吴三桂对清朝也比对李自成熟悉得多，自己的亲戚朋友有很多都已经降清，相信清朝能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吴三桂在前往北京的半路途中忽然返回，袭击唐通，又夺取了山海关。当时愿意与他一起背叛大顺的人并不多，“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

当吴三桂和多尔衮联络时，多尔衮又许诺：“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李自成只封吴三桂侯爵，清朝封王，李自成要他做一个普通将领，清朝要“封以故土”，对吴三桂来说，这就很好选择了，亲爹算什么！一家三十多口人命算什么！有什么能比升官发财、裂土封王更重要？

而李自成呢？他这时候还打算和吴三桂讲道理，他带着吴襄，还有明朝的秦王朱存枢、晋王朱求桂以及崇祯的三个儿子。琢磨着吴三桂要是讲“孝”，就让吴襄劝他，要是讲“忠”，就让前明太子劝他，保证把他说得哑口无言。殊不知在吴三桂眼里忠孝都算个屁。当然，李自成不是个滥好人，除了道理之外，他还带着真理——十万大顺军，吴三桂如果拒不投降，他就武力消灭吴三桂。十万大顺军主力打吴三桂的五万人，李自成自然是胜券在握，可是他没想到，多尔衮已经带着八万清军逼近山海关了。

山海关之战，李自成失败的根源就是自大轻敌，低估了吴三桂的无耻以及清朝的实力和决心。他事先对清军即将到来一无所知，结果在与吴三桂激战正酣之际遭到突袭，惨遭大败。

此时北京周边大顺军兵力不足，李自成如果死守北京，只能是坐以待毙，于是他焚烧了紫禁城和城楼，向陕西撤退。许多明朝降官和百姓都随着大顺军一起逃难，“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络绎不绝”。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与对降官严格甄别之后再录用的李自成不同，他下令所有明朝和大顺的官员，只要愿意投降就一体录用，凡是被大顺军分给百姓的土地，全部归还原来的地主。于是，整个中国北方的士绅地主“如大旱之得时雨也”，掀起了反叛大顺政权的狂潮。

大顺军在撤退的路上，“虽钲鼓喧阗，而骑无行列，弧折筈残，人尽阻饥”。但即便如此，依然保持着纪律性，用珠宝向百姓购买食物，而且把大量的丝绸缠在树上，财宝扔在路旁，以迟滞清军的追击。五月初八，清军在庆都追上了大顺军的断后部队，蕲侯谷英奋勇抵抗，为国捐躯，之后在真定，大顺军断后部队又与清军交战。断后部队的牺牲为主力撤入山西争取了时间，清军追到固关时，已经人困马乏，无力攻打关隘，不得不收兵。

李自成率领主力撤入陕西重整旗鼓，在山西留下了数万兵力防守，再加上姜瓖、唐通两支明朝降军，凭借太行天险，原本是可以阻挡清军的，但是明朝降官降将的叛乱彻底破坏了大顺军的抗清事业。

明遵化巡抚宋权被李自成任命为遵化节度使，清军入关之际杀害了大顺军将领黄锭投降。大同总兵姜瓖杀害张天琳降清。唐通降清，进犯陕北，袭击李过所部。明朝宗室朱帅鑧在德州杀害大顺武德防御使阎杰、德州牧吴征文之后，因畏惧清军自行解散部队，把直隶南部、山东西部的大片国土拱手奉送。此外，零星的小股叛乱不胜枚举，仅仅有明文记载的叛乱就多达七八十起。这些明朝降官和士绅杀害了大批大顺官员，纷纷剃发降清，严重牵制了大顺军的兵力，使大顺的基层政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由于姜瓖和唐通卖国投敌，山西北部门户洞开。太原变成了大顺军抵抗清军的前线，此时太原的守将正是当年射瞎李自成眼睛的陈永福。很多人认为，陈永福与吴三桂、姜瓖、唐通一样是明朝降将，如今大顺军遭到惨败，肯定也会见风使舵，投降清朝。但是没想到，陈永福断然拒绝了清朝的劝诱，李自成以仁义待他，他也要国士以报。李自成离开太原前嘱咐陈永福，要坚壁清野，一定守住太原。陈永福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率领一万大顺军殊死奋战，清军调集大炮，轰塌城墙数十丈，最终陈永福以身殉城。

这时，李自成已经认识到，追赃助饷政策不利于团结士绅地主，下令全面停止追赃助饷，以期减少反对大顺的叛乱。但是现在大敌当前，不追赃助饷，军费从何而出呢？

于是，熟悉的一幕出现了。

“每地一亩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亩征解阔布，花缺布贵，敲朴就毙，人相枕藉。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又派打造盔甲。”

“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角，亦入地亩……初诱百姓以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

如狼似虎的粮差再一次在中原大地肆虐，李自成终于变成了自己曾经最痛恨的人，大顺皇帝和大明皇帝，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多尔衮也并不比李自成更英明，由于在直隶、山东、山西接连取得胜利，他狂妄地认为大顺军不堪一击。命令清军兵分两路，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进攻陕西，消灭大顺政权，多铎、孔有德、耿仲明进攻江南，消灭南明弘光政权。

仔细想来，大顺皇帝和大明皇帝还是有些区别的，至少大顺皇帝更能打。

李自成给了多尔衮当头一棒，大顺军在河南怀庆一带发动反攻，击毙伪提督金玉和，多尔衮大惊，急忙命令多铎暂停对南明的攻击，救援怀庆，南明得以苟延残喘。而此时的南明却还幻想着“借虏平寇”，派遣左懋第为首的使团和清军议和，想借清军之手消灭大顺政权。

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与多铎会战于潼关，经过十三天的激战，形势渐渐对大顺军不利。李过、高一功驻守的延安、榆林在阿济格的攻击下也岌岌可危。清军攻陷了李自成的家乡米脂，将米脂所有姓李的居民全部屠杀。这时，明军降将纷纷背叛，董学礼、陈之龙、牛成虎、白广恩、郑嘉栋、左勷、谢祯荣、马科、马德、高汝利、石国玺、刘忠、胡向化、高鸾、贺珍等人全都剃发降清。陕西全局崩溃，已经无法再守了。巫山伯马世耀的诈降计被多铎识破，遭到杀害，潼关大战以大顺军的失败告终。李自成决定放弃陕西，撤入湖广。

临走前，李自成命令田见秀把西安的城防工事和带不走的所有物资全部烧掉，而田见秀认为，“秦人饥，留此米活百姓”，没有烧掉粮食。清军阿济格部获得粮食补给之后，很快追了上来。

为了躲避阿济格的追击，李自成开始不择手段。“顺治二年春二月，李自成屠邓州。清兵入潼关，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烟”。

李自成屠杀的，正是他两年前解放了的地方，而且目的和当年的对手左良玉一样，是为了逃避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敌人的追杀。镇守襄阳的将领白旺曾经试图阻止李自成，但是李自成没有听他的。

回想两年前，李自成发布的《剿兵安民檄》还如在眼前：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令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

当年的李自成率领的，是赶走左良玉匪军，救民于水火的仁义之师。是襄阳的父老乡亲手推肩扛，把李自成的大军迎进了襄阳。而今天李自成回来了，当了皇帝的他却比左良玉更加残暴，毁灭了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土地。

我们再回首看看十六年前那个二十三岁的李自成：

“为驿卒，能得众。时岁洊饥，邑官艾氏贷子钱，自成辄取之。逾期不能偿，艾官怒，嗾邑令笞而枷诸通衢烈日中，列仆守之，俾不得通饮食。盖欲以威其众也。诸驿卒哀其困，移诸阴而饮食之。艾仆呵骂不许。自成忿然曰：‘唉，吾即死烈日中何害？’则踉跄力荷其枷仍坐烈日中，竟不饮食，虽惫甚不少屈也。众益哀之，不胜其忿，遂閧然大譁。毁其枷，拥自成走出城外，屯大林中，不敢出。然犹未至伤人也。而县尉则乘羸马率吏卒执弓刀而往捕之。林莽箐密，不敢入。相持良久，日且暮，众不得已，杖白梃一閧而出。县尉惊，堕马死；吏卒溃而奔，弓刀器械悉为其有。是夜遂乘势袭城，奋袂一呼，饥民群附，一夜得千馀人。”

崇祯二年，二十三岁的下岗工人李自成实在忍受不了官府恶霸的欺压，不得不揭竿而起，被无数的穷人视为把他们救出地狱的希望，真正的大英雄。

永昌二年，三十九岁的永昌皇帝李自成，只是一个普通的暴君。

接下来，李自成的事迹乏善可陈，他试图占据武昌抵抗清军，但是左良玉却焚毁了武昌，荆州的防御使孟长庚被叛徒郑四维杀害，李自成不得不继续撤退。他的中军大营被阿济格击溃，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个叔父牺牲，牛金星、宋献策、左光先都相继当了汉奸。直到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当地乡勇打死，大顺军解体了。

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各奔东西，叛徒王体中杀害白旺降清，王体中后来又被王得仁杀死，王得仁最终反正归明，为明朝战死。田见秀、张鼐、李友、吴汝义等人做了叛徒，被清军背信弃义地杀死。大顺军将领有的成为了绿营，有的在明清双方的二十年拉锯战中几易其主，也有的为明朝尽忠死节。

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内弟高一功，以及袁宗第、刘体纯、郝摇旗等人。在李自成死后接受了南明的改编，继续抗清，与清军奋战了二十年。李过病故，高一功被湘西土司袭击战死。李过的养子李来亨接过了闯军的旗帜，号称“小闯王”，成为夔东十三家的一员，在川楚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坚持抗战。

郑成功、李定国去世之后，夔东成为了明朝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国土。面对十万清军的围攻，很多人无奈之下选择了投降。但是李来亨、袁宗第、刘体纯、郝摇旗四人决定血战到底。在清军优势兵力的绞杀下，夔东十三家最终失败了。刘体纯自尽，袁宗第、郝摇旗被俘遇害，李来亨退到茅麓山中坚守。清康熙三年八月初四，茅麓山失守，李来亨与妻儿一起举火自焚，从此明朝在大陆上再无寸土。这一年，是李自成起义之后三十五年，崇祯自尽之后二十年。又过十九年，郑克塽降清，杨彦迪、陈上川带着最后一支明军远走海外，明朝彻底灭亡，这一年，正好是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之后一百年。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存在仅仅两年，在明末清初这一百年的血泪史中，只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但是在这一百年里，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这样生机勃勃的政权，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这样赢得千百万劳苦大众爱戴的政权。这是一个给古老帝国带来中兴希望，又如泡沫般幻灭的政权。至少这是一个不剃发，不圈地，不追逃，不迁界禁海，汉蒙回各族平等，没有二等国民的政权。李自成最终从屠龙的勇士变成了恶龙，但是至少在他堕落之前，他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皇帝，一个军纪严明的皇帝，一个宽宏大量的皇帝，一个尊重臣工的皇帝，一个生活简朴的皇帝。

李自成做过很多事，有对的也有错的，打过很多仗，有胜的也有败的，杀过很多人，有该杀的也有不该杀的。我们没法给他一个简单的评价，其实任何人都没法得到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每人心里都有一杆不公平的秤，会宽恕自己想宽恕的，赞扬自己想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