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学林纪丨神境与幽渊——明清文人的林屋洞天探险

太湖西洞庭山中的林屋洞是一处可以深入探查的天然洞穴，洞中景观奇特，玄秘幽深。当道教为这座洞穴铺述神话、并将之视作洞天仙域后，成为左神幽虚天的林屋洞立即获得重要而特殊的人文价值，吸引修道人和“好事者”不畏艰险，一窥神境。

正如此前介绍的那样，道教灵宝传统中，大禹和龙威丈人是较早深入林屋洞天的两个传说人物，前者将《灵宝经》藏入洞中，后者则帮助吴王阖闾暂时“窃”得禹书。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清理林屋洞所得梁代道士题名碑和《林屋馆铭》等材料记载，最晚从南朝萧梁时期开始，就有修道者入洞探查。事实上，那部铺陈大禹、龙威丈人传说的《灵宝五符序》大约成书于东晋前后，书中龙威丈人对林屋洞中景观的描述与现实情况非常符合——这至少可将已知的带有真实性的林屋洞探索上溯至《灵宝五符序》成书之时。时代下降，唐代开始游访林屋洞的记述逐渐增多，如通过唐代诗人皮日休的《入林屋洞》，可知其与陆龟蒙林屋祈雨之旅，便曾进入此洞深处。传说中，唐代官员李公佐也跟着道士一同进入过林屋洞，发现话及镇压无支祁的部分《古岳渎经》。有关这些情况，《太湖访仙——苏州西山林屋洞的神话、仪式与宫观》中已做详细介绍，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回顾。宋元时期，对林屋洞的探索依旧不减。宋代郑虎臣（1219-1276）《吴都文粹》[1]和明代钱谷（1508-1572）《吴都文粹续集》[2]中收入一些相关诗歌和游记，使我们获得部分明以前人物入洞探索的信息。然而，与明清文人有关林屋洞的游记文学相比，更早的记述显得较为零散而简略。究其原因，当然与明清文人旅游风潮的兴起和吴中文学的兴盛直接相关。[3]这些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提供了考察道教林屋洞文化影响力的特殊视角，同时也为身为“后世游客”的我们提供了与古人跨时间交流的难得机会。有关文人、尤其明清江南文人旅游的研究已不算太少，[4]但对林屋洞相关游记文学的讨论却还非常罕见。头绪纷繁，不妨从一起争议性事件开始今天的话题。

引子、徐霞客到底进没进林屋洞？

徐弘祖（1587-1641），号霞客，以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家的身份为今人铭记。其《徐霞客游记》自清朝开始获得广泛关注，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地理著作和旅行指导读物。徐霞客与林屋洞的一段因缘，引起今人争论。

明代焦竑（1540-1620）是徐霞客的同时代人，其在《玉堂丛语》中记载徐霞客游历包山林屋洞的经过。文称林屋洞“深窈幽黑，久无游者”，平生好奇的徐霞客等人列炬而入，见钟乳奇观“金庭玉柱”，至题有“隔凡”二字处，为流水所阻不得前进，遂怅然而出，“自后更无往者”。[5]这则故事为同时代和稍晚的方志和游记不断重复，如明代王思任（1575-1646）在其《游洞庭山记》中称：“天顺中徐武功秉炬深入，署‘隔凡’二字而返。”[6]陈函辉（1590-1646）所撰《徐霞客墓志铭》中转引徐宏祖自述，万历丁未游太湖东西山，“访灵威丈人遗迹。”[7]可知，徐霞客确曾造访林屋洞，时间可能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而不会是王思任所述天顺（1457-1464）年间——彼时徐霞客尚未出生。且明清之人基本认为徐霞客此次造访林屋洞时曾深入洞穴，而至于“隔凡”二字是否徐霞客所书或仅是他遇到的更早题字，则还需讨论。当代学者普遍接受上述记载，给予徐霞客的林屋之旅很高评价。[8]然而，也有学者从地质学角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1、徐霞客没有“自述”进入林屋洞的经历；2、根据林屋洞目前每天还要排水300m³的情况来看，古时林屋洞可能长期被水淹没，只有大旱时节太湖水位下降，才有进入林屋洞的可能。而根据《近500年我国特大旱灾的研究》等材料所述，1607年正是太湖丰水年，林屋洞中恐怕都是积水，徐霞客当无从得入。[9]

那么徐霞客到底进没进林屋洞呢？确实，徐霞客本身似乎没有给出明确记述，其进洞与否尚需分析。但上述质疑的重点放在“地质学”证据上，意在从根本上否定古人在旱年之外进入林屋洞的可能。那么除旱年外，古人真的无法进入林屋洞吗？从目前所见的明清林屋洞游记来看，这一质疑恐怕不易成立。明清文人的大量游记证明，他们确曾深入林屋洞，进入林屋洞也不一定要等到天灾旱年。接下来，让我们以这些游记为依据，从入洞准备工作和洞中见闻感受两个方面，来考察明清文人的林屋洞探险。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开发前，林屋洞内景观变化不大，因此下文亦偶引唐宋记载以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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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文人进入林屋洞的准备工作

林屋洞位于太湖西山岛上，是古代西洞庭山或东西洞庭山游览路线上最神秘、最独特，可能也是“最可怕”的景点。要入林屋洞，得先舟行至西山岛。入洞的准备工作，需从坐船开始。

图1：西山岛石公山眺望太湖，白照杰摄于2023年1月12日

1、船家乐与舟行难

白雾漫空白浪深，舟行竹叶信浮沉。

科头晏起吾何敢？自有山川印此心。

宋代范成大（1126-1193）登临西山游览林屋洞等景观时，写下上面这首《十一月大雾中自胥口渡太湖》。[10]古人渡太湖，需从胥口乘船。良港码头在此，不分贵贱，就算康熙皇帝南巡太湖，也得如此。[11]太湖浩荡百里，今人轮渡而行自然惬意，但古代舟船动力不足，风伯好恶成为影响行程的重要因素。顺风顺水，湖光山色，心旷神怡。清代怀应聘（生卒年不详）在《登洞庭两山记》中，自述于庚寅年（可能是1650或1710）仲春由胥门出发，经胥口入太湖，“是日，天无风，湖平如镜，下上远近，洞彻见底。”舟行四十里登东山，次日渡西山访林屋。于林屋山奇石之间，坐望江流，“湖水挟风声以驱人，愈远愈甚。”[12]真是春光旖旎，惠风和畅，令人向往。好风不常在，如果是遇到湖上风波恶，那行舟赴林屋可就真是惊心动魄了。遇到大风，最理智的选择就是暂时搁置饱览盛景的野望。更早的史尧弼（1118-1157之后）在乙丑（1145）中秋游览吴中美景时，便遭遇此般问题，“恨风作，不能过西山睹林屋洞天之盛。”[13]元末杨维桢（1296-1370）则是个洒脱睿智的人，其《游张公洞诗序》称，至正丙戌（1346）立春，计划游览太湖洞庭诸峰，“风水猝作，不可舟”，于是立马改道宜兴张公洞。[14]在这篇序文中，杨维桢记录下张公山天申观道士讲述的一个故事，称曾有长毛仙客进入张公洞，东南行二百里从林屋洞中出穴。这个故事或许多少抚慰了杨维桢因风阻断的洞庭之行。宋元时人如此，明清时期的正常文人遭遇太湖狂风时的选择，普遍也不外如是。

但遇到大风天，非要舟行西洞庭行不行？倒也不是不行……但就得做好各安天命的准备。清代金之俊（1593-1670）在康熙六年（1667）闰四月渡太湖时，感慨风平浪静，如履平地。但他回忆两年前舟行同一水域时不禁后怕，当时“波涛人立，咫尺汪洋，即常年未免恫心。”[15]事实上，不光是从胥口去西山林屋，从林屋洞返程同样得小心风波摧折。但就有那胆大心狠的文化人，偏喜欢做大闹龙宫的弄潮儿。清代赵怀玉（1747-1823）就是这样一位猛人。据其《游洞庭两山记》所述，他曾赴西山宿包山寺，游览林屋洞、毛公坛。而后，遇大风雨，但赵怀玉坚持从西山返回东山，“僧阻之勿顾”。“中流风大作，衣袂皆湿，危甚”，于是暂登石公山。但后来继续返程，“晨登莫釐峰，宿雨初霁”。莫釐峰位于东山，从“晨”“宿”二字来看，他应该是夜半返程。[16]洪亮吉（1746-1809）对赵怀玉冒险行为的记述，更为惊心动魄。洪亮吉称，游览林屋洞完毕后，日已西斜，赵怀玉坚持去往莫釐峰，“茅蓬僧及柁工坚止之，不可，自挂帆幅以行。至湖心，则舟覆者已屡。茅蓬僧及柁工并哭。然势不获止，三鼓仅抵东山。舟众人面已无色，惟主人尚谈笑自若。”[17]

图2：东山莫釐峰。2023年3月10日，路人甲摄，“太湖访仙3号行动”一行合影。我们的登山过程，显然比赵怀玉安全很多。从左至右：徐莉、包晓彤、姬鑫洋、白照杰、栗翔宇、孔雁、孙梓钧、冯志东

古代地志对太湖大风的记述并不罕见，但对灾害和水文比较精确的记载还是得求助新方志。根据本世纪初出版的《西山镇志》所述，太湖西山确实风害比较严重，影响西山的台风每年平均1.5次。比较近的1948和1964年，还出现过因风害船翻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悲惨事件。1991年7月14日，突如其来的西南风，在一个半小时内让西山水位上涨了30多厘米。[18]笔者2023年1月下旬走访西山时，亲身体验了一把西山烈风。在禹王庙踏查古码头时，几乎站立不稳，被吹下桥去——考虑到作者体重220多斤的情况，太湖风烈毋庸置疑。如赵怀玉一般胆大命硬的人毕竟不多，因此，古时想要去西山林屋洞，还是得提前刷刷黄历，挑个风和日丽的黄道吉日，否则便有葬身鱼腹，与屈原、子胥为徒的危险。现如今太湖大桥将西山岛与苏州连在一起，来往自然安全很多。

2、入洞时节

林屋洞洞口较低，常为水所淹，这一问题引起前文徐霞客是否能够进洞踏查的争论。然而，根据古代游记文献的记载，进入林屋洞确实需要选择时机，但所选择的时机并不在于“旱年”与否，而是每年某几个雨水较少的月份。

王鏊（1450-1524）《游林屋洞》对林屋洞里的小气候有一段描述，说道青石深碧的林屋洞“夏则凉，冬则燠，雨入则晴，晴则阴森若欲雨者。”王鏊指出，林屋洞正东有小道，“匍匐可入，入则豁然大明，行数里，有石床、石钲、金庭玉柱，柱下有字曰‘隔凡’。”王鏊接着称，他的朋友们曾在弘治十三年（1500）三月进入林屋洞。不少材料记载，春天确实是进入林屋洞的最佳季节。明代《震泽编》便引《娄地记》记载称，林屋洞“春夏可入”。[19]清人沈钦韩（1775-1831）的运气实在不好，他选择夏初访林屋洞，果然“水潦不可行也”。但沈钦韩跟当地人询问了入洞的合适时间，据“土人言，入此洞须冬春之际。”[20]蔡羽（卒于1541）《游林屋洞记》显示他是在五月间入洞，[21]前文提到的金之俊进林屋洞是在康熙六年（1667）的闰四月初三，二者进入林屋的时间确为春夏之交。明代曹学佺（1574-1646）记载他在春季去往林屋洞，但“苦潦不可入”。按理说春季是林屋洞内水位比较低（当然，还是有不少水）的时段，曹学佺到底是因为入洞会搞的狼狈不堪、有失风度而踟蹰不前，还是说那年林屋洞水位确实高到无法进入，则还需考究。

除春天或春夏之际可以入洞外，有材料记载秋天似乎也是入洞探奇的备选季节。清代张霞房（活跃于十九世纪前期）《红兰逸乘》称，“游林屋者，须俟秋深龙蛰，水落石出，始可入洞。”[22]然而，尽管秋高气爽、雨水不多时林屋洞确实“可入”，但与阳春相比，秋季入洞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太冷。林屋洞即使在水位较低时依旧需要蹚水而行，春日尚可，秋冬之际寒浸双足的滋味则绝不好受。前述赵怀玉就是在十月秋末进入林屋洞，即使是这样无惧风浪的猛人，跟随同游拥火入洞后，也受不了冷水侵袭——“余解衣跣足行泥潦中，水深灭跗，寒沁至骨。”[23]最终，他没能跟上同游者的脚步，只从其他人口中获悉林屋深处有“金庭玉柱”的奇景。

与西洞庭包山、毛公坛、明月湾、缥缈峰等随时可往的著名景点不同，古代的林屋洞因特殊的地势和水文情况，成为偏向“季节性”的游览景观，只有春季（尤其春末）才是切身体验较好的游观对象。今天的林屋洞，得考虑门票收入和游客总量问题，在利益最大化的思考下被设计成每天都能待客的所在。而在不必（或者说没办法）考虑经济收入的古时，事实上，成为季节性盛景的林屋洞或许可以获得更多关注——个中道理，有点类似“饥饿营销”，不难理解。考虑到林屋洞是西洞庭游览线上的重要景观，游林屋常常是游西山的一个环节。那么，进入林屋洞最佳季节恰是春季这个江南地区燥湿冷暖都很宜人的时段，优越的气候条件无疑又增益了林屋探奇之旅的整体感受。

图3：雨中太湖，白照杰摄于2023年1月13日。古时，这样的季节和天气不适于进林屋洞。

3、导游和装备

邀请熟悉洞中道路的导游并穿戴一些特殊装备也是必要的准备工作。林屋洞幽深昏暗，青石切割的道路纵横交错犹如迷宫。且此洞传说可通龙宫，又有“诅咒”故事传于乡间（详见《太湖访仙——苏州西山林屋洞的神话、仪式与宫观》），令人神往之余，亦不免令人胆寒。因此，呼朋引伴，或与其他游人一同入洞才可达到保障安全、至少互相壮胆的作用。唐代皮日休（约838-约883）就是有人结伴方敢入洞，其《入林屋洞》称：“顾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旷侣，同作幽忧行。”[24]事实上，更晚的明清林屋洞游记不少都记载作者跟从其他人（多数情况是朋友）一同入洞，如前述赵怀玉便即如此——但从记述可知，他因水寒刺骨，中途掉队而返。邀请熟悉洞中路径的当地人无疑是最能保障游观感受的办法。潘耒（1646-1708）《游西洞庭记》记载，一行人入林屋洞，邀请当地人“沈先生导游”，得以兴尽而反。[25]如果无人引路，即使同行数人也往往举步维艰。如缪彤（1627-1697）“酒半酣，结伴游林屋洞，洞口不甚宏敞，中亦泥泞难行”，同行之中据信有身手矫捷“上山如飞”者，但也只能徘徊洞口，不能深入。缪彤回忆汪伯玉（活跃于明万历时期）等前人游记所述入洞未尽但亦行甚远的经历，不免怅然若失，慨叹“无乃虚此游乎？”最终只得折中补救，“林屋既不能深入，又欲穷林屋左右之胜矣。”[26]看来，对于古人而言，想要饱览林屋洞中奇景，身手倒还是其次，对洞中环境的熟稔经验可能更为关键，导游的价值由此得以彰显。

但即便有导游带领，在漆黑幽暗、泥泞难行的林屋洞中前行，也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很难想象宽袍大袖、绫罗在身的明清文人，如何忍受洞中匍匐而行的状态。事实上，想要在林屋洞中探险，最好还是提前准备专业“游具”。与明清文人旅游时所要准备的食盒、酒菜、甚至装点品位的道袍、香具等一般而奢侈的游具不同，进入林屋洞所需准备的游具是更为实用的“户外装备”。具体来讲，主要包括照明设备和专业服装等。这些装备出于实用考虑，各个时代应该都差不太多。皮日休《入林屋洞》写明是持“松炬”照明，宋人陈都官的《入林屋洞》称其“解襪纳芒履，然松命光烛。”[27]明清游记对此记述更为详细，如前述缪彤回忆前人游记时，指出王世贞（1526-1590）等人更换衣衫、举火而入——“决䇲去帻，单衫犊鼻，从者秉炬，身自徒跣。”[28]潘耒的好友为其准备好专业游具，早餐后，“诣洞口，脱常服，衣短后衣，着犊鼻裈，曳草履，秉烛而进。”[29]

除这些一般装备外，明代蔡羽表示，与此洞绑定的灵佑观道士还有另外的“高端设备”——橇和乐器。蔡羽的《游林屋洞记》记载，他与友人的西山岛游览，获得灵佑观道士接待和引导，至林屋洞时，“灵佑观道士习于乘橇，橇以先驱”。入洞后，道士介绍洞中奇景，并“内鸣钲，外奏乐”，以助游兴。[30]蔡羽的记述，显示此时的灵佑观道士似乎已具备良好的接待能力，可以为社会身份较高者提供很好的入洞服务。学界对明清文人游具的研究指出，奢侈的游具带有彰显品位和身份的功能和意义。[31]对于生活在充斥着“小众文化”环境中的我们而言，这一现象不难理解。但游览林屋洞所需准备的装备与一般观赏湖光山色所需的游具非常不同，相关器物偏向实用，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个人的坚毅和胆识，但却不容易成为彰显文人“优越身份”的物品。但灵佑观道士为蔡羽等人提供的特殊装备却意外地奢华。“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如果说古时林屋洞内泥泞不堪，道士为迎合某些游客（尤其行动不便者）的切实需要准备的橇还有一定实用考虑的话，洞中的音乐表演看上去就完全是为了营造气氛、提升游观感受的奢侈活动。但这一活动并非没有深意，考虑到林屋洞是道教第九洞天，令人向往的洞天之中仙人宴饮无疑会使某些人产生模仿的意愿和冲动。由此，蔡羽的记述告诉我们，即使在“探险”味道浓厚的环境之中，有些做作的文化享受也未必会全然缺席。毫不意外地，文人雅趣，“虽迟但到”。

以上简述了古人进入林屋洞的几种准备工作，除这些肉眼可见的准备外，对明清文人来说，还有一件隐藏式的必备工作要预先着手，那就是相关知识的储备和铺垫。与优美的太湖自然山水不同，作为洞穴的林屋洞景观并不以“美”见长，而是以“奇”为主要审美特征。如果对这座洞穴的神圣意义和传说故事太过陌生，便很难生起对它的向往，尤其是考虑到未经现代技术开发的洞穴内部的切身感受与舒适几乎毫不相关。因此，道教为林屋洞赋予的洞天身份和禹书、龙威丈人等传说故事，成为增强文人林屋游观感受的重要条件。而当多少揣着一点信仰入洞探索时，所经历的苦难便会转化为仙话中常见的寻仙途中的“试炼”。只有经历并战胜这些试炼，才能获得神仙的眷顾，获得一份难得的仙缘。或许更为有趣的是，游观林屋洞的掌故和知识，还会因文人的造访而不断累加，后来者往往又抱有追寻前贤故事和痕迹的目的，并可能最终与更古之人形成某种“竞争关系”。这一点在林屋洞摩崖题刻文化方面表现尤其明显，容稍后详谈。

二、明清文人林屋洞中的见闻与感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切准备妥当后，洞穴探险终于得以展开。

言及入洞见闻感受，让我们再次回忆已提到多次的皮日休《入林屋洞》。皮日休和陆龟蒙（约卒于881）抱着祈雨任务的林屋洞之行，令二人心情复杂。林屋洞是神境不假，但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幽渊。皮日休言道，他在斋戒之后，身佩辟邪法器（“腰下佩金兽，手中持火铃”）入洞，但还担心“自非心至诚，必为神物烹”的危险。洞穴中的环境令人举步维艰，“试足值坎窞，低头避峥嵘”，“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横”、“有时若服匿，逼仄如见绷”。“忽焉白蝙蝠，来扑松炬明”，皮日休面对种种“怪异”不免心惊胆战，“脚底龙蛇气，头上波浪声”带来的压力令人难以承受。即使获得据信有益养生的石髓液，也犹豫再三，不敢轻尝——“漱之恐减算，勺之必延龄。愁为三官责，不敢携一罂。”[32]直到身上沾染钟乳的皮日休出洞后，依旧在感慨自身缺少仙缘，虽然有机会入洞探索，但却无法获得上朝上清的机会。[33]同行的陆龟蒙，情况大体类似，其和诗中“石角忽支颐，滕根时束肘。初为大恐怖，渐见微明诱”等语言，显示这趟林屋洞探险，并不令人感到惬意。从皮、陆二人诗歌中不难发现，林屋洞探险会给人带来复杂的经历和感受，既有窥得仙境的惊喜，也有置身地底的恐惧，黑暗之中匍匐、蹚水、岩石挤压、为枯藤所绕、为蝙蝠等动物所侵的情况，给身心带来层次丰富的刺激。

较之唐宋，明清文人留下的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复述着皮日休等人的遭遇，但又以更为具体的记述展示着他们仙洞之游的情况和心境。下面围绕三个主题，对这些文人的林屋洞探险进行细致观察。

1、探洞浅深与见闻

即使是林屋洞的最主要入口雨洞也是相对逼仄的，需矮身、甚至匍匐前行一段路程后，才能看到所谓“金庭玉柱”等神奇景观。入洞的深浅对见闻的影响非常直接，同时也对古代游人的心境产生明显作用。正如前文强调的那样，是否能够深入林屋洞是水文、体力、胆识、经验、装备等要素综合决定的结果。因此，与经现代设备开发过的林屋洞千人一面的游览不同，古人对林屋洞的游览经历虽然没有“千人千面”那么夸张，但见闻确实各不相同。明清林屋洞游记对洞中探索进程的描述不算罕见，下面具体来看。

林屋洞洞口逼仄，金之俊《游洞庭西山记》描写到，洞口王鏊题字“天下第九洞天”，“洞如低檐覆额，须匍伏蛇行，然灯乃得进。”[34]潘耒给出类似描述，“旸谷洞如沟，丙洞如圭窦，皆道塞不可入。雨洞门如覆甑，不属地者尺许，窥之，窅黑沮洳在中。”[35]对来访者而言，逼仄低矮、令人踟蹰的大门，就是一道下马威。是望而生畏选择退缩，还是梦寐以求勇猛前进，在这里就已成为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对于幽渊的天然恐惧几乎人人都有，满身泥泞的体验亦可能令文人士夫斯文扫地。从手头游记来看，确实有一些本计划游览林屋洞的明清文人，最终没怎么入洞探查，同时还给出各种托词和理由。猛人赵怀玉因深秋冷水“寒沁至骨”，没能入洞太深。好在他比较豁达，听闻其他人出穴后讲述洞中情形，也算一饱耳福，“而若已游也”。[36]这样的胸襟并不是每个文人都有，不喜欢洞穴或者畏惧洞穴探索艰难而“必为之辞”者大有人在。明代王思任（1575-1646）《游洞庭山记》称，其游览林屋洞时，首先回忆灵威丈人和徐霞客的探险，但王思任本人对此却有点不屑一顾，称：“但洞不受肩，而中多沮洳，作幽腐气。吾所游，贵奇正共晓，又何取于洞洞瞩瞩耶？”[37]不知王思任是真觉得林屋洞不足为奇，还是只是畏难的托词。清代谢元淮（1792-1874）与王思任态度差不多。谢元淮《林屋洞》首先描写孤帆太湖和林屋盛景，接着话锋突然一转，给出下面一段自我宽慰：

我来适秋仲，峰峦翠如洗。

侧帽瞰幽虚，昏黝石齿齿。

逼仄苦伛偻，沮洳兼泥水。

却步心然疑，兢兢良有以。

浮世属光明，周道平如砥。

白昼愁鬼蜮，转盼生棘枳。

举足偶不慎，动静关生死。

况此黑暗中，万古无星晷。

松炬异烛龙，薪尽更何恃？

纵曰神仙宅，分明入地底。

人言曷足徵，我心终不喜。

仰首视飞云，一笑吾归矣。[38]

谢元淮的诗歌原本似乎是面对危险而选择逃离的自我解嘲，但在一番自我劝慰后，他似乎真的相信幽深的林屋洞配不上他高超的自然审美要求，朗笑一声，翩然而去——实在令人不知所措！清代黄安涛（1777-1848）看上去比王思任和谢元淮还要过分，《吴下寻山记》记载了他的林屋之游。或许是由于他是十月初五游洞，当时又刚下过雨，所以“洞口极泥泞，石棱触首”。黄安涛自己没能深入，但与他同行者则鼓足勇气入洞，并请石工题刻洞中。两相对比，黄安涛不仅对自己不能入洞的懦弱毫不惭愧，还对这位朋友的勇猛毫无赞叹，甚至觉得他“狂不可及也”！[39]

图4：林屋洞内，2023年1月12日白照杰拍摄

战胜恐惧，矮身进入洞门后，游览者需要继续忍耐空间的压迫和泥水的侵袭，这也绝非易事。姚希孟（1579-1636）表示，“游洞庭必探林屋，探林屋而穷厥奥者，徐武功而下寥寥。”姚希孟自称爱好猎奇，抱着“不穷林屋之胜不休”的壮志，与山中僧道一同入洞。一行人先是“附地而趦为蚁，手辅足而行为猕猴。继而乃腹游为蛇”，瘦小者鱼贯而入，但姚希孟身材稍伟，几不得前。一番努力下，终于稍微开阔，烟熏火燎中看到题字“隔凡从此进”的标示。这则引路标示为人注入力量，姚希孟等人终于抵达“隔凡”题字，在旁题名留念。待出洞后，姚希孟兴奋异常，“清狂倍发，欢呼不已，见者谓谵且病也。”[40]林屋洞是否有“尽头”，对古人而言是个不易确定的事。事实上，从道教洞天信仰而言，林屋洞可通峨眉等山，其中又有仙人圣境，那么所谓穷洞之游至少要从另一座山中出来才是——但这在现实中却不能实现。于是，所有试图穷尽林屋洞的人都是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无法改变成为永恒失败者的命运。但正如姚希孟文中显示的那样，对于凡人而言，“隔凡”题字已经被视作洞穴尽头的重要标识。能够企及这条凡圣分界线，便算是穷洞游之盛——“折中”为游人带来“胜利”的可能。

图5：今林屋洞内游览路线图，引自《西山镇志》，第64页。“隔凡”似已成为一个区域的名称。

将“隔凡”题字作为重要标示，既因为这个名称象征着仙凡世界的界限，又因为据说大旅行家徐霞客也只是至此而返。林屋洞深处的一个区域在明代之前很久就被赋予“隔凡”的名称，宋代叶廷珪（1115进士）的《海录碎事》引更早的《郡国志》称，“林屋洞在太湖中，有一石门，名隔凡门，至此不容人入。”[41]为林屋洞中特定区域取名的现象，说明当时对林屋洞的探索可能已深入到人类很难通过的区域。古时探洞技术和装备进步并不快，宋代以前人进不去的洞穴空间，身为“探险票友”的明清文人同样难以通行。大旅行家徐霞客在林屋洞中止步“隔凡”题字的故事，代表着当时文人探林屋洞的最高成就。从前文举例来看，徐霞客的事迹起到明显的模范作用，在明清林屋洞游记中被反复提及。后来者则将企及这一成就，视作穷尽林屋之盛的壮举。洪亮吉所作诗歌《钱少詹大昕林屋夜游图》中“先生何事临厓返，却惹灵威笑不休”，自注“时同人皆至隔凡，惟先生以足力不及中止。”[42]因体力问题没能坚持到“隔凡”的钱大昕（1728-1804），收获了一点来自胜利者的取笑。对此，钱大昕自己也深感遗憾，叹息“懊恼泥深行不得，灵踪留待后游看。”[43]

最晚在明代开始，强调隔凡门位置的“隔凡”题字便已存在。如上文所述，有文献记载徐霞客是“隔凡”的题写者，但亦有材料称徐霞客只是见到了前人题字。但不论如何，题字的存在毋庸置疑。前揭王鏊和姚希孟的游记中便指出目见“隔凡”题字，游者还会在“隔凡”旁题名，宣示自己“到此一游”的壮举。清代潘耒入洞时，也看到“隔凡”，并指出“相传为徐武功书，书带篆体，‘凡’字下转笔已漫灭矣。”[44]缪彤的游记显示出当时文人对深入洞穴、直至“隔凡”的渴望。其本人和朋友们因林屋洞泥泞难行而无法进入，于是回忆王世贞兄弟进洞不尽，仅能题名石砥之间“以不及隔凡为怅然”；汪伯玉虽无法进洞，但好歹还从其他游人处听得洞中奇景一饱耳福。缪彤自己则既不能进洞，又无法听闻，实在遗憾。继而与友人周游林屋，阅读题刻，并与无碍庵僧人交流。从老僧处又得知，姚现闻（即姚希孟）游林屋时，做一木筏卧其上，令从行者托曳，直到不可入处乃返。缪彤对此赞叹不已，“前辈风流好事如此！”[45]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当代研究和介绍性文章称，林屋洞现存“隔凡”二字为“王文恪书”。王文恪就是王鏊。前揭王鏊《游林屋洞》自称见到“隔凡”题字，但并未称是自己的作品。笔者翻阅《西山镇志》和《洞庭山金石》，未发现“隔凡”题刻及归属；近期亲身入洞两次，也未注意如今洞中有“隔凡”及宋以降题刻（如果不是灯光影响和作者粗心，就可能是已经漫灭或损毁）。但清代赵翼（1727-1814）等人在著作中确曾指出“洞尽处有‘隔凡’二字，王鏊所书”。[46]到底是赵翼等人记载有误，还是王鏊又题“隔凡”，还需进一步推敲。

有些人在林屋洞门驻足不前，有些人却排除万难，心心念念只为穷尽洞中奇景。潘耒的西山洞庭之游，第一次路过林屋洞时，对三个洞口都进行了观察，但因“未备游具始舍去”游览完岛上其他景观后，潘耒“决计入林屋洞”。在朋友帮忙置办游具、沈先生领路的协助下，潘耒一行换上专业服侍，秉烛而入，“且预令具浴岳庙以待”——洞中泥泞，提前准备好洗浴用具，实在用心周到。潘耒一行的洞穴探险无疑非常成功，他不仅得见前人题刻、行至“隔凡”，更是听到据传为波涛撞击产生的轰隆之声，并从朋友处获悉西山岛上流传的奇异传说——有村民从林屋洞中取走大士像和金龙，继而受到诅咒生病。满载而归的潘耒一行，“出易衣，浴于岳庙，日未中也。”事后潘耒对此行进行总结，心满意足地言道：“隔凡深处，人所不能游；蟠龙石梁、龙门石壁，人或不得游，而余皆纵游之。”[47]瞎眼可见的成就感跃然纸面！心心念念穷尽林屋洞的人当然不止潘耒一个，清代沈彤（1688-1752）甚至在游洞之前做了一个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式的梦。沈彤在《游包山记》中记载道，他在探林屋洞天之胜前的某个夜晚，“焚膏披图，悉识其名迹”，做足知识储备。“夜半梦乘风往林屋洞，遂入洞，见银房间厕深林，阴沉窈窱，幽光四耀。乃步金庭，附玉柱，戏珊瑚之窗，击鼓考钟，舞燕吟龙，洋洋融融。忽惊以觉，天亦已旦。”由于觉醒之后连续数日降雨，探洞活动直到天气转晴方才付诸实现。短衣草履手举火把的沈彤一行，并没能行至“隔凡”。雨后林屋洞涨水难行，几个火把又不甚掉入水中。无奈出洞的沈彤，“慊慊久之”。事后只得安慰自己：“是游也，虽未得申探洞穴而极山之诸胜，亦足以偿所愿焉。古人尝谓：‘进止之节，得失之数，愁欢之时，莫之可强。’吾于此游益信。”[48]比之于畏惧幽渊而在洞门外诽毁林屋不值一游者，沈彤要真诚许多。

2、林屋洞中的神药与怪兽

缺少现代式开发的林屋洞毕竟是个幽深的洞穴，在道教洞天信仰的加持下，其既可以是发生奇迹的地方，同时也是一处危险的境地。对于明清文士而言，对洞中“神药”的渴求与对洞中怪物的恐惧相伴而生。而恐惧感的消长，或许又与结伴而行者的数量存在关系——但这一点很难获得统计支持，游记的作者们很少完整记录好友外的同行者（或者其他“团队”的游人），但结合下面给出的若干记述并以理推之，情况大抵如是。

林屋洞是一处石灰岩溶洞。众所周知，钟乳是中国古代养生学中的重要药物，生长在道教洞天里的钟乳自然更被认为充满灵力。明代蔡羽（卒于1541）的记述，证实明清士人游洞时确有取食洞中钟乳的现象。其《游林屋洞记》讲道，他这次有灵佑观道士伴游的林屋洞之旅，乘坐道士们的橇进入洞穴，在道士的指引下来到“金庭玉柱”所在。而后“道士内鸣鉦，外奏乐，客各据床屑石钟，仰舐乳穴，暑月如盛寒。”出洞之后，客人们又将削下的钟乳进行烹煮，饮讫，各自谢去。[49]为纪念此事，蔡羽还赋诗一首：

方丘茂草湿，五月入溪寒。

古洞仙媒引，丹床法火观。

谁嫌灵迹隐，我爱石楼宽。

袖得长生术，常将钟乳餐。[50]

无独有偶，胡缵宗（1480-1560）记游林屋洞的诗歌显示，他也获得餐食钟乳的机会。诗称：“改火欲烹山乳食，扫云初藉石床眠。”[51]纵观明清林屋游记，像蔡羽这样“仙道”意韵极其浓厚的林屋洞访盛活动极端罕见。灵佑观道士的深度参与可能是造成此次游览特殊化的直接原因。唯不知灵佑观道士是否将这种类似“游学”、“短期修行团”的招待活动变为吸引吴中文士的常例，如是，则会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古代“道教旅游创业”案例。虽然缺少充分的直接记载，但考虑到林屋洞中确有钟乳以及此洞与仙道的关系，古人游洞之余采钟乳而食或许并非主流，但也应当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与对神药的诉求相比，对林屋幽渊环境和可能存在的怪兽的恐惧似乎更为常见。清代顾图河（1655-1706）的五言诗《游林屋洞》，非常贴切地表达了内心的恐惧：“凛如盗古葬，防有栖魂哭。”[52]蒋鐄（1609举人）更是在探索林屋洞后留下心理阴影，后至九疑山旅游时，本有洞穴可以参观，但他自陈：“余性畏深黑。忆昔年入林屋洞深处，至今念之毛悚。”于是在九疑山山洞前，“止不复入”。[53]对于很多人而言，置身林屋洞深处的切身感受，确实就像是在鬼域之中。对黑暗中蛰伏的怪兽，更是担忧不已。清代赵翼描写其林屋之游的诗歌显示，一行人抵达“隔凡”题字，路上心惊胆战，言道：“恐有饿蛟藏，口谗奋舌舓。老胆亦生怯，路恰隔凡止。”[54]

那么，古代深入林屋洞探险的文人们，到底遇没遇到过“怪兽”呢？从明清林屋洞游记来看，这些游客确实遭遇了夜行动物蝙蝠的侵袭。很多材料记载林屋洞中曾寄居着大量蝙蝠，如此前多次提到的皮日休《如林屋洞》便称：“忽然白蝙蝠，来扑松炬明。”宋代范成大同样记载：“石燕翾飞遮炬火，金笼深阻护嵌根。”[55]事实上，直到现代开发前，林屋洞中保持着蝙蝠长期聚集的情况。无数深入洞穴的游人，对这些飞扑而来的蝙蝠印象深刻。明清林屋游记的相关记载非常丰富，例如沈德潜《林屋洞》指出洞中既多蝙蝠，又有钟乳灵药：“石壁飜仙鼠，青泥产灵药。”[56]张霞房的《红兰逸乘》称行至林屋洞尽头，“即有白蝙蝠大入箕，来扑炬矣。”[57]姚希孟《游林屋洞记》不仅指出洞中栖息数以千计的蝙蝠，更是描写幽暗而相对封闭的空间，蝙蝠粪溺的味道也令人难以忍受——“洞中石燕千数，遗粪莸恶，与烟相和，令人涕唾交下。”[58]除蝙蝠外，蛇虫自然也不会或缺。前述潘耒听闻西山当地的林屋洞诅咒传说，村民窃洞中金龙后再次入洞，“见虫蛇诸恶物”，受惊奔逃。诅咒一事或出齐谐，但洞中有虫蛇恶物理当如是。对于谁也说不准、恐怕也遇不上的洞中“蛟龙”，明清游人表现出很大程度的焦虑。除在诗文中含糊说起担心隐伏的恶蛟暴起外，洪亮吉的一个“惊天发现”似乎更有趣味。洪亮吉自注诗云，癸巳年（1773）十月与赵怀玉同游西山，独入林屋洞。[59]但实际上，根据洪亮吉的另一篇文章可知，他是与赵怀玉的仆人胜元一同入洞。洞中探索一段时间后，二人突然听到石间巨响，此时胜元“又于沙水中蹍三爪巨迹，阔可径尺！怖绝，始寻路回。”[60]洪亮吉和胜元的遭遇令人惊异。今天的林屋洞，成立大鲵收容救助中心，有十数条大鲵栖息其中。据信上世纪末洞穴开发时，从中发现原生大鲵。那么，洪亮吉所见到的“三爪巨迹”是否可能是大娃娃鱼留下的痕迹呢？

3、与前人的对话与竞争——题刻

在风景名胜处题刻，是古代文人的一件雅事。名人佳迹与自然景观相映生辉，提升了自然景观的人文价值。题刻留名，自然是为了让自己与景观一同常存于世，为后人所铭记。当后人瞻仰前人题记、心有所感时，便与前贤展开跨越时间长河的交流。今日在林屋洞正门和出口处仍能看到的大量摩崖题刻，便是数百年来游访文人不断创作累积的结果，人文与自然交相辉映，夺人眼目。除摩崖外，根据现有材料可知，古人有将林屋洞相关游记刻碑，树立于洞口附近的行为，这种行为还并不罕见。例如此前提到多次、对洞庭东西山景观开发贡献突出的王鏊，便将其所撰《游林屋洞诗并序》立于林屋洞门口，建亭保存。[61]明代金有容（生卒不详）也将自己创作的《游林屋洞记》立于林屋山旁的佛教无碍庵。据游记所述，嘉庆二十四年（1819）春二月，金有容“放舟洞下”，砥砺前行，“读古今人勒碑，鲜有详其实者。访诸山僧樵牧，尤不足征。”当时恰逢春潦，未得入洞，稍后的一个清晨，金有容与友人换上行装，舟子和小沙弥秉烛引导在前，仆人跟从护持在后，入洞探查，得窥“如天之覆”等题刻。出洞后，计划刻石一事。[62]这里的无碍庵是临近林屋洞的一座佛教庵堂，是明清士人游林屋洞时常常造访的佛教寺院。金有容的记载非常有趣，其宣称前人在林屋所刻碑文有一巨大缺陷，即记述都不够详实。与旧有的将简短的赞美性语言勒石的做法不同，金有容发现了另外一种“超越”前人、令自己名垂千古的办法——即留下一篇记述性和知识性的文章，“补充”强调林屋洞的人文价值和景观特色。将游记刻碑的情况，也发生在清代李柱思身上。据李根源在民国初年的实地调查可知，《林屋洞记》为嘉庆二年（1797）仲春李柱思撰书，原本立于林屋洞门口。但可惜的，李根源调查时碑石已仆断两截，似亦未进行录文。[63]尽管这方碑刻所述内容已不得而知，但通过将私人游记立石的办法，李柱思与金有容保持着同样的与更早文人对话和竞争的意图；二人的碑刻，将诸如李根源等后来者视作预期读者，希望这些石刻能成为自己的化身，与后世产生交流。

图6：林屋洞正门摩崖题刻，白照杰摄于2023年1月12日

以上“交流-竞争”的解释模式并非全然是今人立场上的合理化猜想，而是结合明清时期造访林屋洞的文士对前人题刻的格外重视，和对题刻留名的执念总结出的判断。如张霞房《红兰逸乘》格外关注林屋洞题刻，发现“其壁上提名，沈归愚后又新续数十行，予友张解元曾游焉。”[64]黄安涛也对林屋洞门口的题刻异常留心，指出洞口还立有嘉庆年间（1796-1820）太湖同知白福德所勒碑记、王鏊题字等等。而他自己，尽管厌恶林屋洞泥泞而并未进洞，但还是“于洞左崖右题名”。与黄安涛结伴而行的朋友，则因坚持入洞而被前者判为“狂不可及”——这位朋友，更是带着石工，在洞内镌刻下自己的名字！[65]在洞内题刻的位置，自然越深越能显示题名者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如此，“隔凡门”成为最佳的题名处之一。除前述案例外，明代袁袠（1502-1547）《游洞庭山记》记载，其与友人一同探索林屋洞，“余独与文子探‘隔凡’而出。题其旁曰：‘通仙隔凡，洞之最深处。’”[66]类似现象在明清林屋游记中还有一些案例，大同小异，此不一一枚举。

小结、古人的洞天探索与今人的跨时间交流

正如巫仁恕所述，明清江南文人旅游，通过对旅游点、旅游设备的选择和“优化”，来塑造文人区别于一般民众以及普通豪绅的特殊社会身份。[67]对于为我们留下不少游记的古代文人而言，位于西山岛上的林屋洞恰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被游览对象。相对苏州城内景观而言，林屋洞较为偏远，且需视天气情况渡湖而行。而想要进入洞穴、甚至抵达隔凡门，还需特定的季节和气候以及一定的体力、胆魄、装备，此外还要有同行人、甚至附近道观寺院的协助。更为重要的是，文人们进入林屋洞的“欲望”来源于专门的道教知识和人文掌故（包括对前人题刻的欣赏能力）。凡此种种，增加了成功游览林屋洞所需的综合成本。当文人能够接受这些挑战，一次次跨越阻碍，从林屋洞满载而归的他们确实会收获值得自傲的成就——在仙境中的探险，证明了不凡的身份和不畏艰苦的意志。泥泞污秽、甚至有一点危险的山野，反而成为最具“人文”气息的场域。

与距离苏州城更近的上方山、虎丘等圣地的大众朝圣不同，林屋洞尽管也是一处信仰胜境，但却因路程较远和洞穴难入等原因很难化身大众朝圣的对象，而主要对文人（可能也有不少修道者被吸引而来，但却没有留下详细的游记文献）的信仰和猎奇需求形成吸引力。因此，或许可以说，明清林屋洞天的探险式旅游活动，是小众的、偏高端的“洞天游”，能够反映文人游览文化的一个特别面向，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如前文所述，古人通过林屋洞题刻和感受而与更早和更晚游历此方者展开交流，今天的我们在观赏前人题刻时，自然无法再通过题刻的方式来参与“交流”。但本文所选择的主要研究对象“游记”，也是一种相对有效的交流方式。通过对古人游记的阅读和研究，以及我们的亲自游历和系列文章的写作，笔者一行也参与到延续至今的林屋洞“文人（或者人文）游览”的历史脉络之中——笔者在尝试体会古代文人的心境和感受，而阅读这篇文章的您则可以从中获得我们的一段历程。

言至于此，或许大家会对笔者一行“太湖访仙”的完整经过产生好奇，那么我们近期到底走访了哪些仙家福地，又有怎样的见闻经历呢？且听下回分解。

图7：西山落日，白照杰摄于2023年1月24日

注释：

[1] 郑虎臣编集：《吴都文粹》，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58册。

据谷维佳研究，郑虎臣《吴都文粹》系“刺取”范成大《吴郡志》中诗文而成，实乃学术盗窃之举。见谷维佳：《论范成大与郑虎臣之关系——一个从地志“变身”文集的典型个案》，《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3期，第57-63页。

[2] 钱谷：《吴都文粹续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85-1386册。

[3] 参巫仁恕：《消费品位与身份区分——以旅游文化为例》，见其《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9-204页；巫仁恕、狄雅斯（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游文化》，台北：三民书局，2010年；巫仁恕：《旅游空间的演变与社会分层化》，见其《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93-234页；等。

[4] 这类研究被包含进江南文化研究的范围内，比较典型的成果除前揭巫仁恕论著外，还有陈建清：《明清旅游活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等。

[5] 焦竑：《玉堂丛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卷7，第261页。

[6] 王思任：《游洞庭山记》，见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96页。

[7] 陈函辉：《徐霞客墓志》，见徐弘祖撰，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433页。

[8] 如吕锡生：《探析徐霞客首游太湖的意义》，《江南论坛》2010年第11期，第61-62页。

[9] 邹松梅、彭健怡、詹庚申：《也考徐霞客与太湖西山林屋洞》，《地质学刊》2011年第2期，第219-221页。

[10] 范成大：《十一月大雾中自胥口渡太湖》，见其《石湖诗集》，卷21，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册1159，第747a页。

[11] 金友理：《太湖备考》，艺兰圃藏板，卷首巡幸，第2页。

[12] 怀应聘：《登洞庭两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83页。

[13] 史尧弼：《莲峰集》，卷2，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65册，第677b页。

[14] 杨维桢：《游张公洞诗序》，收陶宗仪：《游志续编》，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卷2，第17-18页。

[15] 金之俊：《游洞庭西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90页。

[16] 赵怀玉：《游洞庭两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85页。

[17] 洪亮吉：《更生斋集》，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增修本，文乙集卷2，第6页。

[18]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19] 王鏊：《震泽编》，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卷2，第6页。

[20] 沈钦韩：《题林屋洞》，见其《幼学堂稿》，清嘉靖十八年刻道光八年增修本，诗稿卷11，第20页。

[21] 蔡羽：《游林屋洞》，见何镗辑：《古今游名山记》，明嘉靖四十四年庐陵吴炳刻本，卷4，第39页。

[22] 张霞房：《红兰逸乘》，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25页。

[23] 赵怀玉：《游洞庭两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85页。

[24] 皮日休：《入林屋洞》，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99页。

[25] 潘耒：《游西洞庭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503页。

[26] 缪彤：《游洞庭西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96页。

[27] 陈都官：《入林屋洞》，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100页。

[28] 缪彤：《游洞庭西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96页。

[29] 潘耒：《游西洞庭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503页。

[30] 蔡羽：《游林屋洞记》，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6-97页。

[31] 巫仁恕：《消费品位与身份区分——以旅游文化为例》，见其《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5-200页。

[32] 皮日休：《入林屋洞》，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99页。

[33] 值得注意的是，皮、陆二人入洞时正直大旱，洞内积水相对较少，这无疑是深入探查可遇不可求的良机。

[34] 金之俊：《游洞庭西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91页。

[35] 潘耒：《游西山洞庭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500页。

[36] 赵怀玉：《游洞庭两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85页。

[37] 王思任：《游洞庭山记》，见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38] 谢元淮：《林屋洞》，见其《养默山房诗稿》，清光绪元年刻本，卷17，第24页。

[39] 黄安涛：《吴下寻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35页。

[40] 姚希孟：《游林屋洞记》，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97-98页。

[41] 叶廷珪：《海录碎事》，卷4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21册，第163a页。

[42] 洪亮吉：《钱少詹大昕林屋夜游图》，见其《卷施阁集》，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诗卷19，第7页。

[43] 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卷3，见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册10，第273页。

[44] 潘耒：《游洞庭西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503页。

[45] 缪彤：《游洞庭西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95-496页。

[46] 赵翼：《偕王仲瞿孝廉蒋于野秀才游洞庭东西两山时吴县汤明府为治装》，见其《瓯北集》，清嘉庆十七年湛贻堂刻本，卷45，第8页。

[47] 潘耒：《游洞庭西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503页。

[48] 沈彤：《游包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508。

[49] 蔡羽：《游林屋洞记》，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97页。

[50] 蔡羽：《与客至林屋洞》，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

[51] 胡缵宗：《游林屋洞》，见其《鸟鼠山人小集》，明嘉靖十八年刻本，卷6，第4页。

[52] 顾图河；《游林屋洞》，见其《熊雉斋选集》，清康熙刻本，卷5，第2页。

[53] 蒋鐄：《游九疑记》，见蒋重辑：《九疑山志》，明万历刻本，卷6，第16页。

[54] 赵翼：《偕王仲瞿孝廉蒋于野秀才游洞庭东西两山时吴县汤明府为治装》，见其《瓯北集》，清嘉庆十七年湛贻堂刻本，卷45，第8页。

[55] 范成大：《林屋洞》，见其《石湖诗集》，卷21，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册1159，第747b页。

[56] 沈德潜：《林屋洞》，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57] 张霞房：《红兰逸乘》，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25页。

[58] 姚希孟：《游林屋洞记》，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8页。

[59] 洪亮吉：《七招》，见其《卷施阁集》，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文乙集卷2，第2页。

[60] 洪亮吉：《更生斋集》，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增修本，文乙集卷2，第6页。

[61] 冯桂芬：《苏州金石志》，金石二，见《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台北：新文丰，1986年，册5，第543b页。

[62] 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04页。

[63] 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95页。

[64] 张霞房，《红兰逸乘》，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25页。

[65] 黄安涛：《吴下寻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35页。

[66] 袁袠：《游洞庭山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488-489页。

[67] 巫仁恕：《消费品位与身份区分——以旅游文化为例》，见其《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9-204页。

白照杰，澳门大学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道家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中国道教及佛道关系等领域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