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张之洞与慈禧的颐和园工程以及“海军备用款”

梁启超最早指出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三千万修建颐和园，北洋总理段祺瑞接力传播，早已喧腾众口。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的具体金额尚有争议，唯其中“海军备用款”260万两，是张之洞“定制”的名目。张之洞本想用这个名目限制挪用，没想到让慈禧背上更多骂名。

挪用海军经费兴建颐和园

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兴建颐和园，几乎是近代史上的定论，争论的只是挪用了多少金额而已。梁启超从“帝党”立场出发，以含糊笔法，指责慈禧挪用了三千万，“尽数以充土木之用”，间接帮李鸿章推卸了甲午战败的部分责任。段祺瑞则专为李鸿章辩护，在《先贤咏》诗中说道：“已筹三千万，意在添艨艟；不图柄政者，专作园林供。”民国海军史专家池仲祐在《海军大事记》中则说：“旋又有人建议提海军款百万为颐和建筑费者，于是园工无已时，而海军款二千余万，尽输入颐和园之用矣。” （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128-1129页）梁启超、段祺瑞都认为用掉海军款三千万，池仲祐言二千余万，相差不远。梁启超原文这么说：

自马江败后，戒于外患，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三千万，思练一劲旅。其后海军之捐，日日加增，积之十年，其数可想。旁观外论，孰不谓国家费如许帑藏，如许经营，一旦有事，而必可以一战乎，乃甲午之役，未一交绥，全军已覆，拱手以让诸敌人。论者或切齿于丁汝昌，或尸罪于李合肥，夫李丁岂曰无罪，然以败亡之咎，一举而归之彼，彼固不任受也。当海军初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梁启超：《瓜分危言》（三续前稿），载1899年《清议报》第17册）

梁启超、段祺瑞、池仲祐一再宣播此说，使“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几成铁案。樊百川认为：这些人的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甲午海战的失败，主要归罪于海军经费的挪用，也即全归罪于慈禧和奕譞，而开脱李鸿章和北洋舰队自身。这种做法固然简单明了，却无助于对事情的真实认识。樊百川引用多种史料加以剖析，认为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用于颐和园、三海工程等，“使海军在这10年间，共总失去了1400余万至1600余万两可供用的款项。” （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2卷第1129、1146页）

康、梁师徒都提到“三千万”，这可能也是当时京城士人“共享”的数字，即前后以海军建设名义筹款在三千万左右。康的年谱叙述客观一点，提到“购铁舰十余舰”，意谓三千万两除购买十几艘军舰外，馀款用来兴建园林，这一点与樊百川的研究基本吻合。梁启超的写法则笼而统之，容易让人误会一共挪用了三千万。两者性质仍有重要区别。不过以梁启超文字的魔力，这个数字在清末民初不胫而走，变成一个“权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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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聚焦其中一点，即1888年冬醇亲王奕譞为“万寿山工程”向7省筹款一事。奕譞的目标是筹款200万。两广总督张之洞为讨好醇王，率先表态广东认捐100万两，最终7省一共认捐260万两，让醇王大喜过望。张之洞将其命名为“海军备用款”，大得醇王、李鸿章赞赏。

醇亲王奕譞偏袒张之洞

张之洞在广东，未经事先上奏朝廷，擅自决定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筹备建设织布局、铁厂、兵工厂，受到户部堂官翁同龢的非难，毫不足怪。张之洞晚年以弟子名义写成的《抱冰堂弟子记》，相当于一部简略的回忆录，其中所披露的一些信息，值得注意：

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曩所议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幸勿藉枢廷势恐吓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其实粤省报销款固无所谓亏也，然贤王之意，则可感矣。（汉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517页）

乙丑庚寅间，即1889-1890年。“大枢某”未知确指何人，似是指军机大臣孙毓汶。台湾地区学者庄练认为，文中“大司农某”即户部尚书翁同龢。张之洞在某首诗的诗注中，指责翁同龢对他“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两人之间可谓敌意极深。醇亲王奕譞“此时毅然出来代抱不平，并为多方调护关照，对张之洞的方便就太大了。奕譞为人，志大而才疏。他之所以特别看重张之洞，无非觉得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既不要钱，又肯为国家任劳任怨，乃是不可多得的有用人才。有此一念，所以才要多方为之调护关照，以期能有所展布”。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册，第159页）

张之洞得醇亲王赏识，除了不为自己敛财、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色外，还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原因。光绪帝始终要举行“大婚”，按清朝典制与惯例，“大婚”即亲政，意味着长期执政的太后必须“退居二线”。慈禧的要求是做一笔交易，营建“三海工程”“万寿山工程”。作为皇帝本生父，奕譞在这场“交易”中扮演着关键而又尴尬的角色。他需要封疆大吏的鼎力效劳，攒够本钱来替儿子“赎回”执政权。此时，正值醇王为颐和园工程筹款的“海防捐”被康有为、御史屠仁守搅黄，彷徨无计之际。张之洞提出的“海军备用款”，可谓雪中送炭。

康有为搅黄了海防捐

中法战争陆胜海卖败，快速议和，慈禧认为“吃亏在无水师”，由此兴起“大治水师”的念头。1885年3月，左宗棠提出“制船炮”刻不容缓，6月21日，清廷发布谕旨称：“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著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穆图善、曾国荃、张之洞、杨昌濬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这一上谕，促成京官与督抚在这年夏天发起了关于“大治水师”的大讨论。

10月11日，张之洞奏上《海防善后大治水师诸事宜折》，认为大治水师，“宜分为海军四大枝”，即北洋、南洋、闽洋、粤洋，遇有大敌，则责令各枝合力攻击，互相援应。这个建议碰了一鼻子灰。军机大臣奉旨于12月7日用慈禧懿旨驳斥张之洞“四洋水师”的构想，决定“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1943页）

朝廷确立了精练北洋水师一支的策略，随后成立了海军衙门，简称“海署”，以奕譞挂帅，李鸿章、奕劻会办，善庆、曾纪泽帮办。为了兴建慈禧的“三海工程”、“万寿山”工程，奕譞以海军衙门名义开“海防捐”，大搞卖官鬻爵，引起康有为、御史屠仁守的愤慨。1888年12月18日，奕譞致电李鸿章：“捐为屠搅，款又一蹙。”

“捐为屠搅”指的是屠仁守12月7日递上《请停海军捐》折，使“海防捐”有不得不停之势。这份奏折，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及孔祥吉的研究，康有为负责起草，交屠仁守补充调查后上奏。《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部分，有一段夫子自道：

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舰十余舰，至是尽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展转扣克，到工者十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既提海军之款营构园林，即用海军之人督大工，……又虑不足，别于户部之外，开海军捐，二三千金得实缺州县，四五千金得实缺知府，七八千金得实缺道，……当时闻海军捐事，以书责吏部尚书徐桐，因与屠侍御言之，屠君查得人甚多，为之草折。既上，奉旨停止，然屠君以此为怨府。（蒋贵麟《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册第20页）

康有为官服照片

“屠侍御”指的是屠仁守（1829-1900），湖北孝感人，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御史雅称为“侍御”。康有为自编年谱颇多夸大之词，但这一次说代屠仁守写奏折请停止海军捐，却没有夸大。学者孔祥吉拿《屠光禄遗稿》与《康南海自编年谱》行文核对，证实该折应为康有为起草，屠仁守有补充与修改。康有为所说“屠君以此为怨府”属于实情，慈禧、奕譞均对屠仁守恨之入骨，第二年春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光绪朝上谕档》第15册，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第88-89页）

屠仁守以康有为的草折为基础，深入调查，发现醇亲王奕譞领导的海军衙门极其腐败，“副都统恩佑乾末独多”，又列举姚宝勋、周绶、沈永泉、延熙、岑春荣等以报效银两而得官职的多个例子。屠仁守《请停海军捐》折于1888年12月7日递上，12月10日清廷始颁谕称：“本日军机大臣钦奉慈……皇太后懿旨，御史屠仁守奏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一折，所称报效万金，其营谋关通，常三数千金不等，而副都统恩佑乾没独多等语，是否属实，著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王大臣确查具奏。”慈禧颁布的这道懿旨，对屠仁守奏折中所列举证据确凿的人和事大多没有涉及，只是轻描淡写的拿出“营谋关通”、“恩佑乾没”两事，让奕譞查复。管理海军街门事务王大臣于12月17日对此作辩解，并称“一俟入款如常，海防有恃，即将收捐一项停止”。

18日奕譞致电李鸿章曰“捐为屠搅”，证明奏折确实发挥了作用，“海军捐”不得不暂停，但“万寿山工程”仍要继续。于是，奕譞授意李鸿章向几个督抚私下吹风，责成他们“报效”。督抚以省份名义“报效”，应该是奕譞“入款”计划的一部分，若“报效”数字满意，则可停止臭名昭著的“海防捐”，化被动为主动。

“海军备用之款”

张之洞站了出来，为王分忧，提出广东“报效”100万两，并建议将这笔基金命名为“海军备用之款”。结果，各省“报效”总额为260万两，广东遥遥领先。各省“报效”金额如下：

广东 100万两

江苏、安徽 70万两

湖北 40万两

直隶 20万两

四川 20万两

江西 10万两

合计 260万两

1888年12月24日，在收到各省上报数字并向上禀报后，李鸿章复电张之洞：“昨将贵处认解海军备用之款定数、分年、转解汇齐电复醇邸，并请奏明。顷奉邸电，集款过望，诸公急公达体，祈转电……” （《广州大典》总第344册）张之洞的报效数字，超出奕譞的预期，给与“急公达体”的很高评价。其实所谓“急公达体”不过是场面话。这次集款，是给慈禧、奕譞、光绪这一家子的“私事”帮了大忙。在得到满意退休条件下，慈禧“归政”光绪，作为光绪本生父来说，这是头等大事。张之洞充分领会奕譞意图，在这次集款中奋勇争先。第二天，李鸿章禀报军机处，对张之洞发明的“海军备用之款”一词大表赞赏，称“浑融可入奏咨”。 （《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人们把张之洞叫做“巧宦”，这一次的取巧，在于用词的“浑融”，也即这笔款项，以海军名义存储，但只是“备用”，具体是用在颐和园还是海军，随境况而定。

江苏是当日公认最富裕省份，与安徽两省合共只出70万两，而广东一省则独出100万。湖北出钱40万两，原因是湖广总督满人裕禄才干平常，他能升任全靠慈禧提拔，不如此不足以表忠心。四川大省，只出了20万。至于这一大笔资金，“粤省如何筹集，心里并没有底，只是先把数字报上去，再慢慢设法搜括。”用樊百川的话来说，张之洞此举让广东这次冒了富，换来的是朝廷的继续压榨。

100万两在今人心目中可能觉得像是一笔小钱。1886年，广东藩运两库（布政司、盐运使司）总岁入为400多万两。这笔报效，相当于全省岁入的五分之一强。骤然要向北京上交这么大一笔钱，张之洞只有向民间搜括一途。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省份都声明“正、杂款内腾挪”，意谓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本应上缴国库的“正款”内抵扣，唯有广东这100万两声明“不动正款”， （《广州大典》总第344册第274页）也即是广东在上缴国库的“正款”之外另行筹措，全部都是从加重人民负担而来。如果这笔钱实打实地用来购置先进舰只，使北洋海军在甲午之战中能与日本抗衡，可称物有所值。可惜不是。

奕譞视察北洋海军时留影

加重恶名

樊百川认为，这笔260万两的“海军备用款”，“主要只是使清政府和慈禧、奕譞的恶名徒然加重，并未真使他们捞到多少实际效益。”海军衙门的奏折说“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存诸北洋生息”，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才陆续提出作军用。1890-1894年间，这笔钱存放在北洋，利息则拨给颐和园工程使用。

“文革”时期的颐和园佛香阁

这260万两，放在整个海军开支中并不算多，从其筹集过程，可见到慈禧与奕譞、李鸿章、张之洞之间，围绕着海军建设与颐和园工程进行的博弈，张之洞巧妙地利用“海军备用款”名义，化解了来自慈禧的压力，为海军建设实际增加了一笔真正备用款，但李鸿章危机意识不够，不能善用。北洋海军在1893-1894年间并不是完全无钱添置先进舰只，主要在慈禧带头享乐之下，李鸿章以“裱糊匠”自居，海军建设“涂饰外观”，并没有打算真正用来打仗。

张之洞为这笔260万两的基金命名为“海军备用款”，原意是让奕譞对上、对下都能交代，灵活运用，在颐和园工程资金紧张时可暂时挪借，事后填补，但事后来看，除了加重慈禧、奕譞恶名外，并没有为甲午备战做出实际性贡献。

慈禧对建设海军始终是“半心半意”。奕譞为了光绪帝能“亲政”，不得不假借海军建设名义为颐和园工程筹款，让慈禧退休之后，有“优游林下”之乐。“半心半意”建设起来的这支舰队，注定只能看不能打。甲午战败之后，有一香港企业家把清廷的“自强”解释成“自欺”，此语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