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花月夜》：孤篇岂能压全唐

由于王闿运（1833-1916）的“孤篇横绝”（后演义成“孤篇压全唐”或“孤篇盖全唐”）和闻一多（1899-1946）的“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的高度赞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下简称“春”）为近现代特别是当代所追捧。加上大众传媒电视的推波助澜，《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 俨然成为了“共识”。

《春江花月夜》果真可以压全唐吗？

一

来看一看“春”自唐有唐诗选集以降，它在各种选本或全集中的命运和地位。

据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所列唐人选唐诗，共录唐人选唐诗16种。16种无一有选“春”的。唐末五代后蜀韦榖所选编印的《才调集》，是宋之前唐诗选本所选唐诗最多的一部，《才调集》“自叙”称“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再从唐人最先的唐诗选本看，也不见“春”的踪迹。《河岳英灵集》共选诗人二十四家、诗二百三十七首。据傅璇琮考，《河岳英灵集》选编者殷璠系润州人即今江苏镇江人，与包融为大同乡（今江苏丹阳）。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世称“吴中四士”（《全唐诗》张若虚条，郑振铎称“吴中四杰”）。包融、贺知章、张旭的诗见唐人唐诗选本，但唯独不见张若虚。在《国秀集》（所选诗人九十家、诗二百二十首）的“自序”里，选编者芮挺章说“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糜’。是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拿这一标准来看，“春”是符合的。但《国秀集》没有“春”的影子，倒录有刘希夷三首五言。佚名所编的《搜玉小集》，不仅录有刘希夷五言歌行一首七言歌行两首，其中《代白头吟》中的“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何其相似。刘、张同为吴中四杰，为什么唐人选唐诗会厚此薄彼呢？显然，“春”不入选者法眼。即便“春”符合唐人“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的这一种鉴赏标准。唐末五代的韦庄选编的《又玄集》里，对所选诗人及诗有一个标准即“入华林而珠树非多，阅众籁而紫箫唯一”。“春”之“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符合这一标准，但《又玄集》录唐诗人一百五十人诗三百首（案，此为“唐诗三百首”的祖师爷），也没有“春”的踪影。

唐、五代过了来到了宋。宋又是如何对待“春”的呢？

宋代最先的也最有名之一的唐诗选本当数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唐百家诗选》录诗人一百八（一说一百四）、录诗一千二百四十六（一说一千二百六十二），没有张若虚，却录有刘希夷九首，其中就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诗已从唐人选唐诗的《搜玉小集》的《代白头吟》更名为《代悲白头翁》（自此便以此定名，从《唐百家诗选》到《唐诗纪事》直到清的《唐诗别裁集》和《全唐诗》）。王荆公在其自序里讲，“欲知唐诗者，观此足也”。尽管选集没选李杜（当时李、杜也有专集印行传世），尽管清人对此说大不以为然，但“春”未能入选，可见宋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延续到两宋之间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唐诗纪事》共录唐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唐诗纪事》是明代《唐音统签》之前集唐诗最全最多的一部唐诗全集。这一唐诗全集，没有张若虚，当然也就没有了《春江花月夜》。在卷第十七贺知章一节里，计有功引《旧唐书/贺知章传》写道：“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文词俊秀，各闻上京”。并说若虚为“衮州兵曹”。计有功此说（案，实为《旧唐书》之说），恐为诗史上第一次记录了张若虚及张诗的存在和风格。“春”首次录入，是宋郭茂倩选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自此，《春江花月夜》才登上了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的历史舞台。

宋过了，来到元。《唐才子传》大约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为中国诗史第一部唐诗人的传纪。据傅璇琮等校笺《唐才子传》称，《唐才子传》录诗人278、附传 120，合计近400人。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在《唐才子传》里什么情况呢？包融（卷二）、贺知章（卷三）有专传，无张旭传，在李白传里有“白益傲放，与贺之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酒八仙人’”。“吴中四士”在《唐才子传》，独没有张若虚名字。“春”虽已在《乐府诗集》出现，但依然没有得到当时的看重。元的历史很短，不到一百年，这便来到了明。在明一代，明初明末有两部唐诗汇编印行。明初高棅编的《唐诗品汇》，明末胡震亨编的《唐音统签》。《唐诗品汇》以其“文章高下”将所录唐诗分为九“品”即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唐诗品汇》卷第三十七录有“春”，但列入最末一品“旁流”。在高棅眼里，“春”与“正宗”“大家”“名家”等品比，是上不了台面的。称作在清《全唐诗》之前最全的唐诗集《唐音统签》中，也难觅张若虚。《唐音统签》共设十签计一千二十四卷。其中乙（79卷）、丙（125卷）、丁（341卷）、戊（201卷）签分别为初、盛、中、晚唐诗共七百四十六卷。张若虚大约生活在初盛唐之间，但乙签、丙签均未录有张若虚。在录有“乐章”（10卷）、“杂曲”（5卷）等的辛签里，也没有《春江花月夜》。“春”会跑到哪里了呢？

从明来到了清。在清一代，虽非汉人执掌大宝，却是一个整理汉籍最昌盛的朝代。仅唐诗一门，不同选本和全集，应有尽有。清初王夫之的《唐诗评选》对“春”算得上情深。王写道：“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识。”王夫之作为一位苛儒一词压两宋，对过往人物，向来否多于臧。却评“春”时给予了前世从未有过的赞许。这为后来雍正年间印行的《古唐诗合解》提供了关于“春”的鉴赏新视野。清中期有了集大成的《全唐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选集《唐诗别裁集》（康熙五十六年1717）和《唐诗三百首》（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全唐诗》卷轶浩繁，近五万首，大约是为唐诗留下所有血脉与毛发（案，后来从敦煌石室、从海外特别是从日本发现的唐诗未进入这个全集），或许是供专家们使用的，自然有《春江花月夜》。沈德潜个人独立完成的《唐诗别裁集》选唐诗近两千，两千首不选“春”，恐难尽理。但最为普及的《唐诗三百首》，“春”未能入选。或许在蘅塘退士看来，“春”是入不了唐诗精华三百首队列的。即便对“春”依然不屑，但清与唐宋明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前有王夫之，在后有王尧衢。前王前已述，后王编著的《古唐诗合解》（此为集选本、诗话、鉴赏为一体的唐诗选集），在逐句解读“春”之后，王总结道：“情文相生，各各呈艳，光怪陆离，不可端倪，真奇制也”。这一评价，开创了对“春”有始以来的最高评价，也为王闿运、闻一多对“春”无比艳羡提供了依据。

到了这时，王闿运、闻一多仍然不是诗史或唐诗鉴赏的主流。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诗史。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诗史》，第二章“初唐诗人”一章里，著者一没有专门列举张若虚，二引诗时也不举证“春”。只是在这章的结尾时写道“四杰沈宋以外，加上上官仪、杨师道、刘希夷、张若虚等风格也相近，我们就无暇细述”。印行于三十年代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十五章写道“若虚……所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一首七言的长篇，乃是令人讽吟不能去口的隽什”。现代最早之一的“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事实上对“春”也仅是泛泛而论。到了1964年，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为高校文科编的专业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国文学史》，对“春”的评价似乎比郑振铎还不如。游等认为，《春江花月夜》，虽然“意境和情趣完全不同”，但它毕竟是“游子思妇”的传统的题目和题材；虽然“诗中想象时间的永恒，空间的无限，对当时读者是有启示性的”，但是“这里也有怅惘低沉的感伤”。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何至于此？

二

这涉及到唐诗鉴赏的流变。

诗话，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起，诗话的历史悠久如天地玄黄。与唐诗几乎一起生长的唐诗诗话，以及历代诗话，从中古史的唐宋到近古史明清，一直延绵到近世，而且还决定了诗的发展、诗论（鉴赏）流变与不同时代的趣味。在海量的诗话中，稍作梳理，我们就可以看到《春江花月夜》在这些诗话里的地位、分量和唐诗鉴赏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众所周知，唐诗以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开其端。但是，初唐四杰诗风所带有“徐庾余风”则在当时就受人诟病。陈子昂横空出世时，陈的朋友卢藏用说陈诗为“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所谓“质文一变”，就是彻底与六朝诗风告别。从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从来没有过、在后难以为继的“唐诗时代”。关于“徐庾余风”，事实上，包括初唐四杰已经有足够的清醒。杨炯在为《王勃集》作序时说王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又说王诗“长风一振，众萌自偃”。可见杨炯的诗观，已经与六朝诗风划清了界线。这为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唐诗重要一脉拉开了帷幕。张若虚生活的年代正与陈子昂（张岁还比陈岁长）生活的年代重叠。陈能在中国诗史上留下“唐诗诗祖”（元人方回语）的地位。作为诗人张若虚，仅在《旧唐书/贺知章传》里露面。“春”作为诗文本，在唐渺无诗迹，到了宋才见诸诗界。何以如此，因为自陈诗始，诗“始归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全唐诗/陈子昂条》）。

唐诗进入盛唐，诗家蜂起、诗风纷纭，而李杜两家突兀群山、领袖群伦，则是唐诗乃至中国诗史最重要的事件。关于李杜，从来就是众星捧月，也从来就是诗话的主角。中唐诗人的韩愈、元稹，可能是最先把李杜连在一起来谈的重量级人物。韩愈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元稹进一步将李杜同论。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里，元讲：“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之谓‘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一词压两宋，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显然，元稹更看重杜甫。看重杜甫，不仅在唐一代、在宋、在明都沿袭了这一传统。也有例外。《河岳英灵集》共选诗人二十三家，有李白无杜甫。在李白小传里，唐人殷璠称李“率皆纵逸”“奇之又奇”。

李杜并论，兼论其他，是中国诗话的主脉和重要内容。兼论他家，为何“春”不入唐宋法眼？开诗论先河的晚唐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然直指所得，以格自奇。”司空图举例如“得于江南，则有‘戍鼓和潮暗，航灯照岛幽。’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司空图关于江南诗鉴赏，不举“春”而自举，大约也没把“春”放在眼里。《诗品》其二十四品，就“春”来说，如冲淡、纤秾、洗炼、绮丽、清奇、旷达、形容、飘逸等大都可以沾得上，郭绍虞的《诗品集解》，引古人注读《诗品》时，没用“春”举过证。如“冲淡”，郭集《皋兰课业本原解》说“此格陶元亮居其最。唐人如王维、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亦为近之”；如“绮丽”，郭集引《皋兰课业本原解》说，“此言富贵，出于天然……如入园林，百卉向荣，自有生意，即如老杜所云”；如“形容”，郭集《皋兰课业本原解》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摩诘兼擅，故而著名。若李杜之诗，不但画家圣手，而且几于化工之肖物矣。”几乎可以说，“春”在唐、宋、明，或许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诗话系统。

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能表明这一态势。《沧浪诗话》第一章“诗辨”里，严为好诗定调：“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而尽而意无穷”。就这一好诗标准，严在“诗评”一章里又补充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这样的诗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春”虽有“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的元素，但却不在严所论之中。因为，“春江花月夜”这一宫体是南朝陈后主与宫女及朝臣间的相和与采艳而作，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这一脉的遗脂遗粉。即便它拉开了与宫体诗的距离，但在崇杜的两宋，怎么可能入得了诗史与诗话的正脉？

如果说唐人司家图的《诗品》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唐诗及之前诗歌的二十四种主要风格，那么宋人严沧浪的诗话则是对唐诗最为系统 也最为开放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史。严之前的欧阳修、姜夔、黄庭坚等都李杜并论但崇杜为首，宋有“千家注杜”即可表明。黄彻的《巩溪诗话》在比较李杜时，黄说“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比较杜白时，黄说“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李杜并论、崇杜为首的传统到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明初的宋濂在《答章秀才论诗书》虽然没有忘记赞扬李白“其格极高”且“神龙之不可羁”，但论杜则写道：“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至于其他，家家都有瑕疵。王（维）“虽运词清雅，而萎靡少风骨”、元（稹）白（居易）“近于轻俗”、韩（愈）柳（完元）“晚自成家”、温（庭筠）李（商隐）“专夸靡蔓”等等。明末的胡震亨在《唐音统签/癸签》比较李杜时写道：“太白诗闲适，游览居多，罕及时事，安能如杜诗一一得其岁月次第之？”。高濂的“诸作皆废”，遑论《春江花月夜》！屠隆在《鸿苞集》以“三宝”给诗排行：三百篇是如来祖师、十九首是大乘菩萨、杜少陵是如来总持弟子、李白是散仙、温飞卿是野狐禅等，这一“排行榜”，哪有张若虚的名份！

清代，是诗话极为繁荣的时代（也是诗话终结的时代）。王夫之等开其头，翁方纲等垫其尾。清诗话，虽然一如宋明崇杜尊李，但兼论诸家且杜也非独尊。相较于宋明诗话，这是清诗话最明显的变化。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子美早年未醇处，从阴铿、何逊来，向后脱卸乃尽，岂黄鲁直所知耶？” 袁枚更直接“余不喜黄山谷诗”（这为后人钱锺书讨厌黄诗提前伏笔。顺便说一句，钱的《谈艺录》里也无“春”的影子），而且对王安石更是一笔横扫。《随园诗话》卷六开头就说：“王荆公论诗，开口就错”。众人所知，把杜甫抬到神的地位的主要肇事者就是黄庭坚。王夫之对黄庭坚的“清算”，也就是从杜诗处开始反省。黄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汪师韩在《诗学纂闻》“杜诗字句之疵”节里指出“诗到少陵，谓集大成者，然不必无一字一句之可议也。”严廷中更严厉：“宋人诗话，宗韩祖杜，令人生厌。黄彻《巩溪诗话》尊工部而抑太白，更为呓语”。宋人当然并非都如此。朱熹对李杜就较中庸。于李，《朱子语类》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于杜，“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渐放手”。徐增《而庵诗话》倒还中正：“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

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维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随园诗话》为清代诗话的翘楚之一，袁枚不再执着于李杜，对唐诗有了更宽泛的认知。袁说“各人性之所近”，如“杜甫长于言情，李白不能也”。以杜律为圭臬，袁以为不齿：“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此八首，不过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者也”。在清一代，眼界更为开阔的当数王渔洋的《师友诗传录》。如：王问其友、徒唐人有无五古一事。阮亭答：“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萧亭答：“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微，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参岑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师友诗传录》不仅在清一代诗话举足轻重，也是中国诗话最重要的论著之一。王渔洋，作为清一代最杰出的诗界领袖，博识灼见，且《师友诗传录》又为多人的唱和与论辩，反映出清代诗话的重要变化。尽管清代贡献了两部历史上最好的杜诗全笺注即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的《杜诗镜铨》。但清诗话打破杜诗独尊或者打破只论李、杜、白、王等成为某种共识。这样，其他诗才有了空间；这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才得以浮出水面。

三

回到王尧衢、王闿运和闻一多对“春”的抬举。

前已述，王尧衢在《古唐诗合解》里称“春”是“奇制”，为王闿运的“孤篇横绝”提供了脚本。那么“孤篇横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标识的呢？王闿运在《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中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这段话有两关键词，一“横绝”，一“宫体”。“横绝”一词并非王创。在以“诗话”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里，宋人欧阳修说“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师友诗传录》说“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横绝”一词用于李、杜、王至理，用于张若虚名不符实。二、“春”从宫体诗中走出，让“春江花月夜”这一清商调焕然一新，这当然是张若虚的功绩。但毕竟它还是宫体，顶多是宫体的“巨澜”或者是宫体的“孤篇”而已。王闿运的“孤篇横绝”（演义或讹变为“孤篇压全唐”），实在给诗史开玩笑；今人喜引闻一多“春”为唐诗“顶峰”，更是断章取义。闻在《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一开始就说“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春”有了“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至于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的那份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这一段话是《宫体诗的自赎》一文的末段。这段话十分清楚明白：“春”，一是完成了对浓脂腻粉宫体诗的救赎；二是为即将到来的盛唐诗风与陈子昂一起开通了道路。所谓“诗中的诗”即是“宫体诗中的诗”，所谓“顶峰上的顶峰”是“宫体诗上的顶峰”。一首《春江花月夜》，实现的只是宫体诗的救赎，它哪里可以压全唐？陈寅恪评价柳如是写《春江花月夜》，就是“效温飞卿之艳体”（《柳如是别传/第三章》）。陈说亦可旁证“春江花月夜”这一宫体的趣味和价值。

如果不是清一代诸贤打破了李杜神话和杜诗独尊、拓展了唐诗的鉴赏空间，哪有“春”的出头之日？

“春”为今人追捧，除上述唐诗鉴赏流变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代音乐的出现。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古曲，大约明末清初已经存在。十九世纪西洋音乐传入中国，由琵琶曲到管弦曲的《春江花月夜》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春”在大上海华丽上演，“春”的乐曲，由此弥漫时空。乐曲的灵感源于“春”，但音乐却扩大了原诗的接受空间，“春”，由此通过音乐雅俗共赏。《春江花月夜》是否真具有闻一多所说的“宇宙意识”，于诗的鉴赏来说，仁智各见；“盖全唐”一说则是以讹传讹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