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爱情成瘾综合征」？

人会痴迷于所爱的人或物的特征和细节，如果接触不到成瘾对象，甚至会做出极端的、反常的甚至不道德的行为。爱和成瘾，都会深刻地改变人的偏好。

爱与成瘾的相似性？

人们第一次描述成瘾的时候，就将它与爱相提并论。早在强迫性的药物使用行为被视为一种疾病之前，它最早被看作一种爱得太多的“原罪”。正如前文提到的，过去人们认为成瘾是对一些特定物质产生了危险的“热情”。诗人、歌曲创作者也总是用比喻手法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人类最古老的歌曲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至今，这首刻在有4300年历史的石碑上的埃及情歌中，便有几句这样的歌词:“我爱慕你的美貌/我臣服于它。”“洛克西音乐”乐队也有首歌叫《爱情是迷药》。但是直到1975年斯坦顿·皮尔和阿基·布罗德斯基出版了开创性的著作《爱与成瘾》，心理学才把爱和成瘾并列进行全面研究。两位作者一步步地证明了不健康的感情—无论是对药物还是对人—具有一些共通的基础特征。

首先，成瘾者身上的几乎一切行为都会出现在爱情中。人会痴迷于所爱的人或物的特征和细节，如果接触不到成瘾对象，就会产生渴求。在有些情况下，人为了保证自己能接触到让他们上瘾的人或物，会做出极端的、反常的甚至不道德的行为。戒断会产生焦虑和恐惧，只有药物或爱人能缓解这些痛苦。爱和成瘾，都会深刻地改变人的偏好。

重要的是，误入歧途的爱情和成瘾一样是学习造成的问题。坠入爱河的人学会了将爱人和与其相关的或身边的一切事物建立强烈的联系。药物也会让成瘾者建立起类似的联系。很快，画面、声音和气味等相关的线索，就能让人重蹈覆辙，做出那些痴迷的行为。比如，心烦意乱的情人听到爱人的歌时，可能会给“他们”打电话;之前在卡尔顿昂斯酒店住过的成瘾者再回到酒店中，可能就会产生对可卡因的渴求。压力通常也会导致对药物或爱人的渴望死灰复燃。

处于爱情和成瘾中的人爱你成瘾，减少压力的系统都与成瘾对象产生了关联，只有药物或爱人才能让你感到放松，就像年幼的孩子需要他们的父母一样。而且，为爱痴迷和成瘾都很少会在青春期之前出现，这两种现象都是由人的发育阶段塑造的。但是，要真正理解亲密爱情和成瘾为什么具有相似性，以及这如何证明成瘾是一种学习障碍，关注点必须要转移到大脑上。

20世纪70年代，《爱与成瘾》出版的同一时期，伊利诺伊大学的苏·卡特带领的一群研究人员开始尝试揭开动物的“配偶联系”(pair )背后的神经化学原理。这一时期，来自巴尔的摩的坎迪斯·珀特和所罗门·斯奈德两位科学家，最先分离出了使海洛因和类似药物发挥作用的受体。两人的研究最终促使人们发现了人类大脑中天然存在的阿片类物质—内啡肽和脑啡肽，这两种物质在成瘾和爱情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爱和成瘾的化学基础惊人的相似，并且都与学习和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

奇怪的是，我们了解人类之间产生情感纽带的化学原理的第一步是研究两种不知名的田鼠的性生活，其中一种是一夫一妻制的橙腹草原田鼠。只有5%的哺乳动物是一夫一妻制，也就是会和异性个体形成长期稳定的两性关系，一起养育后代。另外一种田鼠叫山地田鼠，它们会到处勾搭，永远不会安顿下来。山地田鼠会随意交配，雄性个体不负责养育后代。卡特和她的同事们发现，这两种动物之间的关键区别是交配方式，他们立即意识到研究这两种动物的大脑可能会揭示一夫一妻制的生理基础。

研究人员窥探了两种田鼠的脑部之后，这些生理结构差异立刻显现出来。这两种动物多巴胺系统的神经回路有着很大区别。橙腹草原田鼠雌性个体产生愉悦感和欲望的神经回路中，包含一种叫“催产素”的激素的大量受体。橙腹草原田鼠雄性个体这一回路中既有许多催产素受体，也有许多抗利尿激素受体;山地田鼠则截然不同，雄性和雌性山地田鼠脑部的相关区域的激素受体都要少得多。

而到了行为层面，这一差异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卡特和她的同事们发现，催产素对于哺乳动物的社交生活很关键。她这样告诉我:“它能控制部分神经系统，向其中输入信息，产生安全和信任的感觉。”如果没有催产素，小鼠就无法区分亲人和陌生人，小鼠母亲也就没有办法学会养育自己的后代。同样，橙腹草原田鼠的愉悦神经系统中催产素受体和抗利尿激素受体的特定分布，正是它们保持一夫一妻制的原因。这些受体分布在特定的位置，让田鼠的大脑能产生关于特定伴侣的记忆，所以它们才能成为“今生唯一”。这一过程发生在交配过程中，大脑会将伴侣的气味与性的愉悦和巢穴的舒适联系在一起。之后，当伴侣在场时，应激系统就会受到抑制，多巴胺和阿片类物质水平就会上升。相反爱你成瘾，伴侣不在的时候，应激系统就会激活，并出现戒断症状。虽然有些橙腹草原田鼠仍会跟其他个体“出轨”，但是它们一般不会为了“情人”“小三”而抛弃“原配”。

相反，山地田鼠并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对它们来说性的感受当然非常好，但是特定的伴侣并不重要。山地田鼠大脑中负责产生愉悦感的区域，并没有足够的催产素或抗利尿激素受体，所以它们总是无法将对特定伴侣的记忆与性快乐联系在一起。对山地田鼠来说，可以与任何有魅力的异性交配。对于这种动物来说，性体验只有新鲜感能带来愉悦感，而熟悉感则不能带来快乐。

人类的神经系统似乎更接近于橙腹草原田鼠。我们会形成配偶联系，但我们也能享受跟不同的人进行性行为。在遗传学中也能看到催产素和抗利尿激素系统与情感纽带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催产素受体和抗利尿激素受体基因的差异，在人处理感情的方式和自闭症等会影响社交技能的疾病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比如，一些研究表明，男性的抗利尿激素受体基因的一种变化，可能会导致他结婚的可能性降低50%，而具有这种基因型的已婚男性，婚姻质量也会更差。这一基因跟决定雄性田鼠一夫一妻制的基因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男性和女性在性高潮时都会释放大量催产素。女性在分娩和喂奶的时候，这种激素的含量也会急剧上升，导致分娩时子宫收缩、分娩后“下奶”。同时，催产素也能让父母对孩子产生感情。所以，催产素就得到了“爱情激素”和“拥抱物质”的别号(人们对抗利尿激素的研究和了解则要少得多，但这对雄性哺乳动物情感联系的产生至关重要，而且似乎能让雄性动物对可能伤害幼崽或与雌性交配的竞争对手或入侵者产生攻击性)。

电影《消失的爱人》剧照

催产素的影响

显然，催产素能让人知道谁比较友善或至少熟悉，而谁是敌对和陌生的。从化学作用上说，它似乎能帮助关于爱人的记忆与大脑愉悦中心的神经回路产生关联。不幸的是，催产素显然也能让人关于药物的记忆与之产生同样的关联。对于药物成瘾来说，与压力缓解和愉悦感产生联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种药物。有趣的是，事实上，一些小型研究表明，催产素或许能缓解海洛因、酒精成瘾的戒断症状，原理大概就是催产素产生的这种联系，以及爱情和成瘾之间的联系。

但催产素本身似乎并不能产生愉悦感或渴望。至少当催产素做成喷雾剂(目前我们掌握的在不做开颅手术情况下的最佳给药方式)的时候，它的作用跟安慰剂没有明显区别。但它确实会对行为产生微妙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证明催产素能提高信任感，能让自闭者更准确地判断其他人的情绪。但催产素的效果也不都是正面的，它能强化情感联系，刺激“自己人”中的利他主义产生，但它也会提高对“别人”的敌意。研究表明催产素会提升种族主义或其他歧视的程度，歧视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人将什么人视为自己人，将什么人视为外人。催产素能强化社交信号，让记忆更深刻，但不一定能让这些信号对他人产生良好的感觉。

不过，爱情、性和社会交往的愉悦感，实际上来自我们之前提到的多巴胺和阿片类物质。催产素让人将快乐与特定的人联系起来，比如父母与子女、朋友之间、爱人之间。但快乐本身—以及我们在爱情中和所爱之人身上感受到的舒适、放松和温暖—至少部分是由内啡肽和脑啡肽产生的。相反，我们对爱人的渴望和想跟爱人在一起的动机则可能更多是多巴胺的作用。比如，研究发现将某些多巴胺受体阻断后，橙腹草原田鼠就不会出现组成稳定配偶关系的偏好。正如前文所述，“欲求”与多巴胺的相关性更大，而阿片类物质似乎能同时产生“欲求”和“喜欢”这两种愉悦感。催产素的作用是将上述物质的释放与爱人的出现联系起来，从而让人渴望和喜欢特定的人，它也可能会对药物产生同样的作用。

但是，催产素对社交关系产生联系的作用与环境情况高度相关。这在演化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跟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反，一种哺乳动物如果首选跟自己父母相似的个体作为性伴侣，这种动物就不太可能会繁衍兴盛，因为这种近亲杂交方式很快就会产生具有遗传缺陷的后代。但是，精神分析之父也不完全是错的，爱情和父母亲情背后的化学基础是非常相似的。童年期形成的偏好，的确会影响动物和人类在配偶选择方面的倾向性。

除此之外，养育孩子的方式，对产生情感纽带的系统，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孩子关爱有加、积极回应的母亲所养大的孩子，跟在冷漠中长大孩子相比，体内激活的基因不尽相同。毫无意外，受到忽视和精神创伤会让个体产生社交关系的难度更高。这些变化同样是由催产素、抗利尿激素、阿片类物质和多巴胺介导的。它们不仅会影响下一代养育后代的方式，而且会在更普遍意义上影响下一代与人相处的方式。比如，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主要表现是极端情绪反应，时而依依不舍，时而又表现出憎恶或冷酷拒绝)的女性对催产素的反应是，在需要合作的实验中表现得更加不信任，这与她们童年期受到的忽视和对拒绝的敏感有关。化学物质和环境因素，在一个人如何学会爱、学会爱谁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在婴儿时期，催产素会让大脑专注于记住养育你的人的特征，并且让这些特征与舒缓压力产生关联，哪怕照顾你的人性格反复无常或残忍冷酷。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充满暴力或忽视孩子的家庭中长大，这可能会扭曲你对成年后两性情感关系的反应。从本质上来说，催产素会塑造你对伴侣的期望。如果你的父母为人温和又可靠，你就可能学会期待温和可靠的爱情。反过来说，如果你学到的是“感情都是带刺的玫瑰”，在相对健康正常的环境下，你可能就难以识别出真的爱情了。事实上，你可能更容易被粗鲁或不体贴的伴侣所吸引。你可能也会强迫性地寻找药物，因为你发现，药物能给你一种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真爱的感觉。如果你的情感纽带系统因为任何原因—遗传、环境或二者皆有—产生了扭曲，你可能难以感受到其他人对你付出的真爱，你就也可能会从药物中寻求解脱。

电影《真爱至上》剧照

的确，由于催产素对神经回路的作用取决于基因和环境这两重因素，因此它的作用会千差万别。由于催产素的作用不仅在人与人之间有所不同，而且对于同一个人，在发育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情感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因而催产素的作用的复杂性又被进一步放大。催产素对神经回路的基本作用是让我们迷上彼此，所以它在成瘾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和爱情一样，成瘾也是在特定的发育情境当中学习而来的，一个人的童年也会影响成瘾风险，其中部分原因与童年会影响一个人对爱的体验是一样的。这意味着，成瘾和爱情一样，每一例都个性而独特，所以每个人的成瘾的体验和戒瘾之路都迥然不同。而且，对于爱情而言，你一般都会在负面结果面前一往无前，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真爱无坦途”。不需要妥协和坚持的爱情是极其罕见的。

个人主义思潮与爱情的污名化

爱情是真容易上头，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爱情是成瘾行为的样板。我从小在人际关系方面有不少困难，因此在爱情上运气不好也毫不意外，至少我早年间是这样。在我成瘾和恢复的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的“共同依赖”运动( )，让我的爱情难上加难。这场运动是伴随着家庭互助会(Al-Anon)的壮大而逐渐兴起的，该协会为酗酒者的家属提供了“十二步法”项目，而这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心理学原理之上的，以致最终宣传了有害的观念，而这些观念至今依然存在于成瘾治疗和政策中。共同依赖的理论承认爱与成瘾之间的联系，但是方式有些诡异，而且说到底是有害的。

“共同依赖”的观念本身并没有太多争议，意思是有些人对伴侣过度依赖，而且会通过努力解决他人的问题来规避自己的问题。人们对酗酒者的妻子的刻板印象是，她们会替丈夫开脱，同时还会努力说服他戒酒，这当然能反映一定程度的现实。现实中明显有这样的人:他们经常会跟成瘾者纠缠不清，成瘾者身上的诸多问题会分散他们的精力，认识并解决“控制”行为的最终后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但是，共同依赖运动将这种观点引向了危险的一端。由于成瘾当时被看作一种疾病，共同依赖自然也就成了一种病。但是，任何人都找不到能区别“共同依赖者”和正常人的可靠的诊断方法。而且，共同依赖的问题，很快就和“严厉的爱”这一理念挂钩了，几乎所有对成瘾者照顾的行为都会被诊断为共同依赖，因为这些行为会“导致”他们继续使用药物。所以，共同依赖顾问和戒酒协会的成员建议抑制自己的爱并减少实际帮助。当时的文化还倡导个人主义，任何形式的依赖他人都会被视为软弱，你可以自然地将正常的人类需求歪曲为一种病态，并且增加关于成瘾的痛苦和羞耻感。事实上，90年代初是共同依赖文化的鼎盛时期，某些心理学家甚至宣称94%的感情都是不正常的。在一部流行动画片中，一场“正常父母养出来的成年孩子”大会的参会者寥寥无几。

在这样的背景下，皮尔和布罗德斯基的《爱与成瘾》一书强烈声明爱是一种成瘾，所以它能成为1975年的畅销书就不令人意外了。两位作者通过将成瘾与爱情这种最自然、最健康的情感进行对比，目的是让成瘾去污名化。但考虑到这本书出版时的文化背景，它并没有让成瘾看上去不病态，反而让爱情看上去病态多了。

共同依赖运动的创始人急切地利用了这本书，他们认为该书支持了自己的观点—跟成瘾者恋爱的人或者由成瘾者抚养长大的人，都是病态的。1991年，《爱得太多的女人》(1985)一书的作者罗宾·诺伍德说，每一个这样的女人都该读这本书。《不再共同依赖》(1986)的作者梅洛迪·贝蒂也是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运动随着80年代人们对药物的恐慌逐渐蔓延，并愈演愈烈，到90年代时引发了人们对所有人都会受到成瘾的影响的恐惧。对爱人的痴迷，很快就变成了患有共同依赖这种成瘾疾病的预兆，人们认为希望所有时间都跟新伴侣一起度过，是不正常、不健康的。爱情当中任何类似成瘾的行为都是刺眼的危险警告，人应该结束一切带有痴迷特征的爱情，将共同依赖扼杀在摇篮中。

由于这种观念和十二步法项目的存在，共同依赖运动也深深相信成瘾是一种疾病。如果成瘾是一种疾病，那么病态的共同依赖式的爱情，从医学上看也就是一种障碍症。学习和文化的作用，以及他们对生理和心理的影响被彻底忽视了。皮尔和布罗德斯基在《爱与成瘾》1991年的再版前言中写道:“对我们来说既可悲又讽刺的是，我们工作的成果最后沦为给更多‘无力控制’的事情贴上‘疾病’的标签。”这本书印刷出版的时候恰逢共同依赖运动风靡一时。他们本来想表达的观点是:正常的爱情可能会扭曲，变得像使用药物一样具有强迫性，进而影响生活。但他们的作品却被错误解读成:所有的感情都不过都是形形色色的成瘾，大多数爱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妄想。

这种逻辑跟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度个人主义的思潮非常契合。心理学排斥从演化角度解释人类行为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被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优生学色彩污染了，这一时期的学说认为，个人完全可以满足自我的所有需要。生物学与自我满足毫无干系。一个人要获得快乐，完全不用依赖其他人，只要按自己的心意去做就可以了。正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所说的，“鱼有多需要自行车，女人就有多需要男人”。又如心灵鸡汤所说:“只有你学会爱自己，别人才会来爱你。”尽管部分观点对纠正错误的生物决定论是有必要的，但还是矫枉过正了。

人类的生物学基础并不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性别角色，也无法解释证明人种之间有任何有意义的差别。

成瘾与“真正的爱”有何不同？

但是，生物学基础的确决定了人类是一个社会物种。现在我们知道人类本质上是互相依赖的，心理学甚至生理学证据都支持这一点。比如，婴儿需要大人抱着、搂着他，这样他的应激系统的调节功能才会正常;如果没有同样几个人对他施予反复的关爱，婴儿出现终生的精神和行为问题的风险便非常高。在人们尚未普遍认识到这一点的时代，事实上孤儿院轮班照看的婴儿中有1/3都会夭折，其实这都是缺少个人化的关爱导致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精神分析学家勒内·施皮茨进行了一项婴儿对比研究，其中一组婴儿是在干净医院中由很少与他们发生身体接触的护士抚养长大的，另一组婴儿是由允许照管自己子女的囚犯母亲抚养长大的。女囚犯的婴儿无一例外都茁壮成长，但是生活在看似更安全的医院中的婴儿中，有1/3不幸夭折，而且其余的孩子中很多都出现了明显的语言发育推迟。没有了父母痴迷地用身体接触表达关爱，亲生或收养的婴儿大都会出现生长停滞、身体逐渐衰弱的情况。

虽然爱情不是健康生活必不可少的，但多少拥有一些亲密关系，才能让人保持健康。研究发现，其实孤独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和吸烟不相上下，比肥胖的伤害还要大。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越丰富、质量越高，其精神和身体健康状况往往也更好，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想要跟健康的人做朋友。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人际关系健康状况的提高，也会改善整体的健康状况。

不过80年代末我对药物上瘾时，心理学对人类的相互依赖并没有那么深的了解，或者说不够重视。炽烈的爱情被诋毁为成瘾，人可以需要任何人，甚至需要本身就是瘾君子的人。那时候成瘾者拥有的任何人际关系，都会被先入为主地贴上“共同依赖”的标签，即使这个人已经正在戒毒了。真心爱一个有某种成瘾的人，这种观念只会招致讥讽嘲笑。

虽然研究很快证明，没有任何科学方法能将有“共同依赖”的人从人群中区分出来，但是“共同依赖”这个概念还在继续传播，今天成瘾研究领域中很大比例的专业人士仍然采用它，这十分令人痛心。事实上《不再共同依赖》一书仍是关于成瘾题材的畅销书。虽然有些人在恋爱关系中的确会表现得像上瘾一样，不过除了趣闻逸事之外，很难有任何更充分的证据支持共同依赖的观点。“共同依赖”这种人格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共同依赖这种“大脑疾病”，这种所谓“障碍症”也没有明显可靠的疾病进程。共同依赖“确诊”的科学性，可能还比不上星座运势，娱乐性更是远远不如后者。

至少共同依赖对我个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刚开始戒毒，就有人告诉我，基本上所有人跟我交往都只是因为共同依赖。这意味着我根本无法辨别恋情的好与坏。所以，鉴于我深知自己需要爱，便忽视了自己所有的恋爱关系都很不健康的事实。我觉得残羹冷炙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我没有认识到让成瘾区别于浓厚兴趣的特征，恰恰造成了不健康的爱情和人类最美妙的情感体验之间的差异。换言之，能让人生变得丰富多彩的感情才算是真正的爱，如果一段感情导致人生失去了原来的色彩，那它只能算麻烦和问题。不管你爱的是某个人、某种药物或某项智力活动，只要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沟通能力和心底的善意，就不能算是成瘾，但如果它让人变得孤僻、迟钝和卑鄙，那就是一种成瘾。

这与“共同依赖”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按照“共同依赖”理论，如痴如醉、轰轰烈烈的爱情，根本不能算“真正”的爱。这样说来，罗密欧和朱丽叶也病得不轻。我认为更合理的观点是:痴迷可能会失控，但爱情的本质就是让人痴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两个人紧紧相依。事实上，陷入爱情的人脑内的血清素水平会下降，这种现象在患有OCD的人身上也会出现。不过，低水平的血清素不总是坏事，当你遇到一个可能成为终身伴侣的人时，痴迷是健康、正常的现象。如果这份爱不是相互的，或者你的爱人会虐待你，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不能因为痴迷本身而给爱情与成瘾画等号。

如果一切热情本身都是病态的，那真爱绝对算是一种疾病。我觉得，这种说法不仅可耻、不人道，而且愚蠢。它没有考虑到真爱带给人类最大的意义和快乐，当然它也带来了痛苦和失落，但是，疾病是不可能带给人类任何帮助的。这种观点向我们这类有成瘾问题的人传递了一个信号:我们是不值得被爱的怪物，而这正是我们心中的恐惧所在。这种观点没有任何帮助。

更不用提女权主义角度对共同依赖的批判了，这种视角也非常重要而且准确。除了共同依赖理论的其他所有问题之外，把关爱看作共同依赖，是将女性的典型行为区别对待，是将其定义为一种疾病的做法。这种观点给女性安上了“爱太多”的罪名，却没有认识到人类的相互依赖和正常的人际关系需求。在共同依赖运动如火如荼时出版的《精神障碍病人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中，将成瘾的正式诊断名称确定为“物质依赖”，这其实也蕴含着相同的意思。正如我们发现的，当成瘾的真正问题不是依赖而是一种强迫、有害的行为时，“依赖”本身就是病态的。

而且，一个女人尽力帮助自己酗酒的丈夫在老板面前藏好酒水，如果只因为让丈夫面对酗酒后果才是更好的，就认定这个女人“有病”，这种说法不仅不准确，而且不合逻辑。即便效果不尽如人意，尽力帮助自己的爱人也是值得赞扬的行为，而非一种病态。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认为对成瘾者友善，“协助”他们是弊大于利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错的。健康的人际关系对戒毒而言是必要的，虽然爱不是总是人的全部需要，但没有爱，很少有人能完全康复。爱不总是能治愈成瘾，但是没有爱或者无法感受到爱，通常也会导致成瘾问题。同情只是治愈良方中的一味药，而不是疾病症状。美国的药物政策之所以完全无用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伤害，“严厉才能戒毒”这一社会理念要负很大责任。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我们为什么上瘾》一书，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作者：迈雅·萨拉维茨，摘编：刘亚光，编辑：李永博，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