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快乐的政治”：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首相

William Kuhn，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A Portrait of Benjamin Disraeli, Simon Schuster UK，2007

1868年，迪斯雷利接替病重的德比勋爵，受命组阁。维多利亚女王在写给长女（普鲁士王储妃）的家信中难掩激动和喜悦之情：“迪斯雷利先生成为新首相！这对于一个在人民中崛起的人来说，多么值得骄傲！”

此时距阿尔伯特亲王病逝已有七年。女王夫妇是表亲，婚后二人恩爱逾常，共诞育九名子女。亲王心思缜密，讷言敏行，不仅是女王事业的帮手，更是她感情的寄托。亲王逝后，女王哀恸过度，长期陷入自闭和幽居状态：她谢绝朝臣觐见，也无心过问政事。少数共和派乘机发难，叫嚣取消君主制。对此，朝野上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

女王当时的处境可谓内外交困。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继承乔治家族不良基因，轻佻放荡，先后卷入莫当特（Mordaunt）丑闻与埃尔斯福德（Aylesford）事件，后竟以通奸罪被告上法庭，令王室颜面扫地。与宫内丑闻相比，余波未了的宪章运动更触动王权根本。有一份地下传播的小册子，公开妄议女王的财务状况：根据法律条款，国家每年为王室支付费用总计三十八万五千英镑，其中女王私人费用即高达六万英镑——作者大胆发问：对于一位只需履行象征性职责的君主而言，国库这一笔支出是否必要？日后女王回忆说，这一段是她一生中最孤立无援的时期：她成了“一名惨遭公众误会的女人”——大臣、报纸和民众拧成一股绳，对她横加指责，但却无人对她表示同情。

迪斯雷利的登场适逢其时。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一流情商，他以积极乐观的精神感染女王，重新唤起她对生活的热爱，并将爱心推及她的臣民。日后为人称道的维多利亚时代，以婚姻幸福、家庭和睦、道德完善和社会进步为标志，很大程度上是君臣合力谋划的结果——迪斯雷利认为，让每一位英国人感到开心快乐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也是他从政的全部意义。唯其如此，他尤为反感边沁、密尔等功利学派的“快乐无用论”（Pleasure could profit no one），并且断言与教化民众相比，他本人更愿意享受日常饮食男女之乐趣——“快乐的政治”是他终身奉持的理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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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迪斯雷利

迪斯雷利出身于犹太富商之家，精通法律，酷爱文学（他后来对友人宣称这是受父亲影响：“我出生于一座图书馆——我父亲的书房”）。由于投资南美股票失败，欠下七千英镑巨额债务，他转而投身文坛，靠写作偿债——他曾对出版商坦言，根据合约条款写小说，感觉糟糕透顶，“犹如少女被迫委身于人”。一开始，他刻意模仿上流社会津津乐道的“银叉小说”（Silver Novel），很快便以一部自传体小说《维维安·格雷》走红；1840年代，更以《康宁斯比》《西比尔》《坦克雷德》等“青年英格兰”三部曲震惊文坛——他本人亦被文学评论家视为英国“政治小说”的发明者：“若没有迪斯雷利，狄更斯或许就不会写出《艰难时世》。”当然，迪斯雷利对于自己的文学才能也极为自负。据说，某一次友人询问他有没有读过时下流行的一部小说，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每当我想读小说时，我就自己去写一部。”

小说是首相和女王的共同爱好。女王自幼天资聪颖，生性浪漫，其私人书信日记文采斐然。亲王逝后，她时常一边编织毛衣，一边命人朗读小说，以为消遣。迪斯雷利了解到女王这一雅好，每有新作，则寄呈女王批评指正，无形中拉近了君臣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早在迪斯雷利担任下院议长时期，女王对他已有“深刻印象”。他负责呈送女王御览的下院文书“措辞与众不同”，女王在致舅父利奥波德（比利时国王）信中透露，“就像他写的小说”。或许正是在迪斯雷利的暗示和鼓励之下——他在与女王私下聊天时常以“我们的作家”相称——女王同意将《日记留影——我们的苏格兰高地生活》整理出版，书中记载了女王全家外出旅游期间其乐融融的温馨场景，对于重塑王室形象大有裨益。仿效文人作家通行的做法，女王将新书一册寄赠桂冠诗人丁尼生，并在附信中小心翼翼地写道：“希望本书不会被批评得太过严厉。”在获得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一致赞誉后，女王备受鼓舞，于1880年代又推出《日记留影续集》——迪斯雷利精心打造的作家女王形象益发深入人心。

女王一向欣赏迪斯雷利的文学才华。相比于议院文书的华美文辞，女王对他在下院发表的演讲“悼阿尔伯特亲王”尤为感佩。在演讲中，迪斯雷利宣称“英国历史上唯一能和亲王媲美的是菲利普·锡德尼爵士；他们同样积极进取，性格温良，是罕见的浪漫与古典精神的完美结合”，并颂扬亲王“公忠体国”，以致积劳成疾——这既是公允持平之论，又暗合女王意旨（女王私下坚信爱德华之秽行对亲王造成致命打击）。迪斯雷利的政治格局，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随后在亲王塑像募捐提案表决时，迪斯雷利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促使法案顺利通过。对此，女王更是满心感激。作为回报，女王赠他一册以白山羊皮装订的亲王演讲稿，内附女王亲笔签名。不久，威尔士亲王与丹麦公主的婚礼在圣乔治教堂举行，迪斯雷利夫妇作为嘉宾获邀出席，并有幸在温莎城堡小住一晚。对朝臣而言，此等礼遇，殊不多见。

女王原本以法度谨严而著称，但随着与迪斯雷利交往的深入，她的郁积之气一扫而空，心情越发轻松——有时听仆人讲笑话，竟开怀“笑出眼泪”——甚至不惜出于对后者的“偏爱”而打破政治规矩。由于保守党内部纷争，迪斯雷利首届政府未满一年便宣告垮台，首相黯然辞职。按照惯例，女王有意赐封他为贵族，从而得以顺理成章地荣升上院议员。但他坚持认为自己作为在野党领袖，在下院更能发挥作用，于是婉拒女王提议，同时请求女王将贵族封号转赐给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女王爱屋及乌，竟如其所请。

玛丽·安妮比迪斯雷利年长十二岁。“我的妻子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迪斯雷利曾对女王介绍说，“但她永远记不得希腊人和罗马人出现的先后顺序”。玛丽·安妮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实业家、资深议员，也是迪斯雷利的政治导师。丈夫因病去世后，玛丽·安妮携大笔遗产改嫁迪斯雷利——时人普遍认为迪斯雷利此举意在“谋财”（结婚之时新娘已年过四旬），但玛丽·安妮却相信迪斯雷利意在获取“从政的经验”。女王平生对两类人最为反感：一是女权主义者，一是再嫁之孀妇，然而玛丽·安妮却以质朴和坦诚赢得了女王的欢心。

玛丽·安妮与女王差不多同时结婚，而且像女王一样对丈夫充满柔情爱意。她说自己一生最向往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浪漫传奇，这恰好也是女王的心愿。她对女王讲述迪斯雷利的糗事：这位政治家一贯强调尊重妇女，宣称“忽视女性之美是男人最大的犯罪”——他在婚前曾对玛丽·安妮坦白：“我的一大恶习就是喜欢酒醉之后偷吻女仆。”某次醉后，他给妻子献上一首情诗，希望自己“是一只跳蚤，可以轻咬你的膝盖”。另外一次，他收到妻子的一封书信，惊叹不已，称赞其“文笔胜过法国书信名家塞维尼夫人”，并断言在英国国内，其水准可能仅次于女王。据说在所有类似谈话中，最打动女王的是玛丽·安妮无意中透露的一个秘密：由于害怕失去，她每晚总要搂着丈夫的脖子入睡。

玛丽·安妮大智若愚，对于迪斯雷利的风流韵事绝口不提，女王心知肚明，但也从未点破。迪斯雷利不止一次宣称，女性是人生的最佳伴侣——而他的“玄机”，即在以平等和平常心善待每一位女性。他在正式场合，坚持对女王行中世纪骑士式的吻手礼，或用斯宾塞典故尊称她为“维多利亚仙后”，或直接赞誉她是伊丽莎白女王再世——极大地满足了女王的虚荣心。迪斯雷利认为，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其实都有一颗“少女心”，女王也不例外。因此，他会不时赠送小礼物，同她讲笑话、拉家常——事实上，后来即便是向女王汇报公务，他也刻意采用女王最喜欢的闲聊方式，直白而坦率。于是，最终所有难题都迎刃而解。

迪斯雷利深谙人性。他的名言是“轴承若想用得久，必须常添润滑油”——文学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曾指责他是“马屁精”，他回答说：“的确如此。人人都喜欢奉承，假如你有幸为女王效力，你可能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次朝见女王之前，他必定反复演练，寻求最佳表达方式——正如他在国会发表的演讲，看似即兴发挥，其实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如此，他也总能将奉承话说得恰到好处，且不露痕迹，令举座之人皆如沐春风。他在第二任首相任内倡议多项改革法案，可谓无往而不胜，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这一谈话技巧。

在女王看来，这也是迪斯雷利与他的政敌格莱斯顿区别之所在。格莱斯顿是政坛常青树，作风严谨，嫉恶如仇，曾屡次因事关“政治原则问题”愤而辞职。他恪守传统，对女王素存敬畏之心，但亦因此表现得疏远而淡漠。女王日后回忆，当她收到冗长而复杂的《爱尔兰教会法》（草案）以及格莱斯顿先生长达十数页的解释函时，差一点“精神崩溃”：她将法案和解释函两相比照，一边阅读一边笔记，但最终仍不明就里（迪斯雷利后来因此直接免除了女王审阅法案的烦恼）。至于面谈，更是她情非所愿——格莱斯顿“和我说话就像在公众集会上做演讲”，女王曾对臣属抱怨。照女王的看法，倘若这位不苟言笑的大臣能够像迪斯雷利一样多些人情味，他的政治生涯或许会有更大建树。

从各个方面看，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都像是天敌。与后者的清教气质相反，前者视野恢弘、乐观开朗，颇具福音教派的入世情怀；后者致力于个人道德完善，前者则不拘小节，更关注社会改进。后者是严肃的古典学者，前者是轻松诙谐的小说家。由于二人世界观迥异，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大不相同，他们在政坛缠斗数十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行政效率，但总体而言却是互补相成，共同促进和维护了维多利亚的“时代风尚”。尽管后者执政时间更长，但凭借其政治才能和个人魅力，前者在形塑这一时代风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显然更为突出。

第二任首相任内，迪斯雷利获得女王的绝对信任和大力支持，在内政外交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主持通过一系列公共教育、卫生健康、食品安全以及劳工权益法令，并通过扩大普通民众选举权的改革法令——该法令的实施是英国精英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转变的重要一环，由此国内政治面貌也焕然一新。到他1880年卸任之时，各界一致评价：本届政府“在此五年间为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超过过去五十年的总和”——迪斯雷利这位“在人民中崛起”的政治家，由此也受到民众的衷心爱戴和怀念。

相比于内政，迪斯雷利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更引人注目。他奉行稳健与制衡的现实政治 （Realpolitik）原则（“政治家们所拥有的行动自由，要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少得多”），避免一切冒进和不计代价的逞强，尤其反对贸然发动战争。他的名言是“政治不言终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局面下找到“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1876年，迪斯雷利施展政治手腕，为女王赢取“印度女皇”称号，并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下，购得苏伊士运河股权（使得英国通往印度的航线缩短数周时间）——在这一场欧洲列强的较量中，正如迪斯雷利所说，女王最终成为“最大的赢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主导俄-土谈判，说服各方签订《柏林条约》——既维护了欧洲和平，又扼制了俄国的扩张野心，结果连铁血宰相俾斯麦也不得不叹服：“这个老犹太人的确是个人物。”女王晚年主动采取和亲政策，与欧洲各国王室修好，被尊为“欧洲的老祖母”（德皇威廉二世是她的外孙，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她的孙女婿），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迪斯雷利外交思想的影响。

迪斯雷利惯于施展“两面派”手法，有时连女王也被他蒙蔽。比如他一方面甜言蜜语，对女王宣称君主制具有特异功能，它能通过“怀旧”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因此这一政治传统不仅不能被取消，反而应该发扬光大；他进而主张将王权变成“大不列颠民族的象征，并鼓舞这个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由此，女王与“大英帝国”及其臣民将融为一体，永不分离。然而另一方面，他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又通过一系列改革法令扩大人民的政治权利，最终成功“稀释”王权，使得女王成为名副其实的“虚君”。

迪斯雷利晚年仍奉行他的快乐哲学。据他的门徒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观察，尽管年迈多病，他依旧喜爱珠宝、项链和女性——尤其是佩戴珍珠项链的女士，乐此不疲。对他而言，“政治贯穿始终，也几乎是他唯一的快乐”。他本人毕生以出入宫廷为乐，也衷心希望更多同胞享受到这一乐趣。他试图利用王室威仪唤起民众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更希望女王将她的仁爱散播到民众之中——这也是他竭力捍卫君主制的根本目的。

1881年，迪斯雷利病逝。囿于宫廷仪礼，女王无法莅临他的葬礼，但仍送出他平生最爱的报春花，并于葬礼四日后亲自前往墓地悼唁，可谓哀荣备至。据传记作家说，这位政治家的临终感言是，“年轻时不妨寻欢作乐，年长之后，它会成为你在政界出人头地的宝贵财富”。